刘婷，谢鹏鑫

                                              

摘要： 建设“两型社会”是我国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建立可持续消费模式作为完善“两型社会”消费体系的重要内容，是建设“两型社会”的基本途径之一。长沙与武汉作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两个核心城市，其消费结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本文运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ELES）对长沙、武汉两市2007-2009年城镇居民生活消费的截面数据，通过时序对比，分析两市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特点、差异和动态变化趋势，并基于可持续消费的视角，提出两市城镇居民提高消费水平、改善消费结构的建议。

关键字：可持续消费；两型社会；城镇居民；消费结构；ELES模型

 

2007年l2月17日，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都市圈被国务院批准为“两型社会”建设试验区，彰显了“两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两型社会”建设不但要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升级，使得高消耗、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低消耗、科学集约的经济发展模式，而且要求转变传统的消费模式，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为原则构建可持续消费模式。可持续消费的概念是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所制定的《21世纪议程》中首次提出的。可持续消费模式是一种全新的保护生态环境、节约能源资源的消费理念，它追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资源节约的双重效果，主张适度消费、公平消费、绿色消费，提倡人们过质朴的生活，有更高尚的精神追求。[1]可持续消费模式包括可持续消费观念、适度的消费水平、合理的消费结构等内容。其中，建立合理的消费结构既有利于投资结构的调整，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还能使过剩的产能逐步消失，这对改变传统的消费模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两型社会”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近年来，湖南、湖北两省居民的消费状况成为研究的热点，许多学者从消费需求、居民收入与消费结构等多个角度探讨了居民消费存在的问题。胡小娟（2006）年以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模型）为理论依据，利用湖南28个市县城镇居民需求截面数据，分析了湖南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2]张洁颖、厉英珍（2007）通过横向和纵向比较，发现浙江、湖南两省城镇居民消费热点的变化具有一致性，但消费层次和消费水平差距拉大。[3]李逢高（2009）综合运用恩格尔函数、ELES模型和线性回归分析方法，研究武汉市城镇居民近年来消费结构的变化趋势。[4]夏剑锋、周李（2010）重点预测了武汉市2012年以前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发展趋势。[5] 这些研究对于深入认识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群居民消费结构的特点和演变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的研究中很少对长沙和武汉这两个“两型社会”试验区核心城市的消费状况进行比较研究。而通过分析长沙与武汉成为“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来城镇居民的消费状况，能揭示两市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特征、差异和动态变化趋势，发现目前存在的有悖于可持续消费原则的问题，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以帮助两市城镇居民建立更合理的消费结构，并且对我国培育可持续消费模式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模型的构建

1973年经济学家C.Liuchi在R.Stone的线性支出系统（LES，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模型[6]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提出了扩展线性支出系统（ELES，extended linear expenditure system），成为研究居民消费的重要工具。ELES模型的改进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以收入I代替总消费支出V；二是以商品i的边际消费倾向β_i代替边际预算份额k_i。[7]ELES模型的一般形式为：

                          （1）

其中，V不再是外生变量，而是由消费者购买行为内生决定的；V_i为第i类消费品的人均消费支出；I为各类家庭的人均可支配收入；p_i 为第i种商品的价格；q_i、r_i为消费者对第i商品的实际需求量与基本需求量，n为商品种类；β_i为第i种商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即消费者的收入在用于各类商品或服务基本需求支出后的余额中，追加购买第i类商品或服务的比例，且0<β_i <1， ≤1，i=1,2,…n。模型对某类商品的消费需求分为基本需求 和超过基本需求之外的需求 两部分。在既定收入和价格条件下，消费者首先满足基本消费需求，然后对剩下的收入按不同的比例在各种商品、劳务和储蓄之间分配。

如果仅将收入作为变量考虑， 与 均为常数，

令                                                   （2）

则（1）式可化为                                         （3）

改为计量形式为                                       （4）

其中 、 为待估参数， 为残差项。利用最小二乘法，由（4）式可以得出 、 的估计值。而边际预算份额                           （5）

对（2）式两边求和得

                           

                                            （6）

代入（2）式得                              （7）

将 、 的估计值代入（6）式可计算基本消费总支出，代入 、 的估计值代入（7）式可得出各类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

同时，还能求出商品i的需求收入弹性：

                                            （8）                                          

商品i的自价格弹性：                    （9）

2、数据处理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居民消费性支出分为8大类：食品类；衣着类；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类；医疗保健类；交通和通讯类；娱乐、教育、文化类；居住类；杂项商品和服务类。在对居民消费商品和劳务的种类进行分类的同时,为研究居民消费能力的层次性，还可按家庭的年收入不同进行等级分组，由低到高依次分为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中等收入户、高收入户和最高收入户。同一年份不同等级收入户的消费各类支出可以构成截面数据。

本文综合整理长沙与武汉两市2007-2009年城镇不同等级收入户的居民纯收入和八大类生活消费支出项目数据构成截面数据，利用扩展线性支出模型对相关参数进行估计，模型中的各变量均采用人均指标，因变量为八大类生活消费年人均支出，自变量为城镇居民年人均纯收入。所有数据均来源于2008-2010年《长沙统计年鉴》和《武汉统计年鉴》。

 

利用Eviews7.0软件可得长沙与武汉2007-2009年ELES模型估计结果(见表1、表2)。

表1    2007-2009年长沙市ELES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2007年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2008年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2009年模型估计参数结果
	ai	βi	bi	ai	βi	bi	ai	βi	bi
食品	2039.5	0.126	0.191	2312.01	0.131	0.23	2377.4	0.135	0.206
衣着	-18.957	0.073	0.111	118.582	0.06	0.105	88.091	0.067	0.102
家庭设备	126.93	0.032	0.049	-40.592	0.053	0.093	-43.867	0.069	0.106
医疗保健	229.682	0.046	0.07	7.541	0.071	0.125	168.825	0.048	0.073
交通通讯	-1667.9	0.242	0.367	62.063	0.085	0.149	-277.97	0.141	0.216
文教娱乐	73.57	0.1	0.152	33.962	0.076	0.133	3.149	0.088	0.135
居住	645.236	0.023	0.035	243.677	0.064	0.112	-82.715	0.086	0.131
杂项	43.386	0.017	0.026	-178.44	0.03	0.053	-76.966	0.02	0.031
方程参数合计	1471.47	0.659	1	2558.8	0.57	1	2155.95	0.654	1

 

表2   2007-2009年武汉市ELES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2007年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2008年模型参数估计结果			2009年模型估计参数结果
	ai	βi	bi	ai	βi	bi	ai	βi	bi
食品	1846.49	0.161	0.26	2466.64	0.136	0.265	2456.05	0.136	0.253
衣着	27.971	0.075	0.121	-46.126	0.08	0.156	67.82	0.073	0.136
家庭设备	-225.26	0.098	0.158	477.693	0.035	0.068	80.668	0.054	0.1
医疗保健	-476.88	0.083	0.134	-63.941	0.048	0.093	50.46	0.049	0.091
交通通讯	49.342	0.045	0.073	137.89	0.054	0.105	-267.64	0.089	0.165
文教娱乐	-26.641	0.066	0.106	-361.46	0.099	0.193	-156.08	0.083	0.154
居住	238.673	0.072	0.116	318.003	0.043	0.084	401.937	0.04	0.074
杂项	-44.031	0.02	0.032	-41.074	0.019	0.037	64.588	0.014	0.026
方程参数合计	1389.67	0.62	1	2887.62	0.514	1	2697.8	0.538	1

资料来源：根据2007年-2009年《长沙统计年鉴》、《武汉统计年鉴》计算整理

   1、边际消费倾向分析

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居民每增加一单位收入用于消费支出的比例，其值越大，说明居民的消费越活跃。根据居民对各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可以分析两市城镇居民各类消费需求的顺序和消费程度。

2007年长沙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659，武汉同期水平为0.62，即每增加100元收入，长沙城镇居民有65.9元用于消费，武汉城镇居民有53.8元用于消费。2007-2009年，长沙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均高于武汉，说明长沙城镇居民对未来的预期更积极，更倾向于即期消费。同时，长沙城镇居民各年食品、衣着类的边际消费倾向低于武汉，说明长沙城镇居民生存型消费的满足程度更高，有更多的收入可以用于发展型、享受型消费。

从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预算份额的变动趋势来看，长沙城镇居民的家庭设备、医疗保健、居住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预算份额呈上升趋势，而武汉城镇居民这三类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预算份额都呈现下降趋势。说明武汉城镇居民的家庭设备、医疗保健、居住类消费品的满足程度较高，长沙城镇居民在这三类消费品的支出上仍保持较高的水平，具有较大的消费潜力。两市城镇居民的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预算份额都较高，说明随着两市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居民将增加在车辆、通讯设备、娱乐和教育等方面的支出，既注重物质消费，也追求精神消费。

2、弹性分析

根据表1、表2列出的各项支出的值，以及各年份两市不同等级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各项支出的截面数据，利用公式（8）、（9）计算得出的不同年份、不同支出项目的收入弹性、自价格弹性，见表3、表4。

表3    2007-2009年长沙城镇居民各支出项目的弹性分析

 

表4    2007-2009年武汉城镇居民各支出项目的弹性分析

 

（1）需求收入弹性。消费需求的收入弹性是指当所有商品价格不变时，收入变化1%所引起第i种消费品需求变化的百分比。弹性系数大于1、小于1、等于1分别表示随着收入的增加，城镇居民对该类消费品的消费支出增速高于、低于、等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速。

从需求收入弹性变动趋势看，两市城镇居民食品的收入弹性变化不大，因为食品作为生活必需品，受收入的影响不大。长沙城镇居民的家庭设备、医疗保健、文教娱乐和居住等的需求收入弹性呈现上升趋势，尤其是家庭设备和居住类的需求收入弹性增幅明显，到2009年两者的需求收入弹性都大于1。而武汉城镇居民除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的需求收入弹性上升外，其他各类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都呈现下降趋势。这说明当收入增加时，长沙城镇居民对家庭设备、文教娱乐和居住的需求迅速上升，而武汉城镇居民主要增加文教娱乐和交通通讯支出。两市城镇居民文教娱乐的需求收入弹性都呈上升趋势，2009年交通通讯的需求收入弹性均大于1，说明两市城镇居民文教娱乐和交通通讯的消费欲望还没有被完全释放，有较大的消费增长空间。

（2）自价格弹性。根据表3、表4的计算结果，不同年份长沙与武汉城镇居民八类商品的自价格弹性全为负值，这符合经济含义。长沙城镇居民的家庭设备、居住和杂项的价格弹性呈逐年增强的趋势，而武汉城镇居民的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的价格弹性呈上升趋势。这说明当商品自身的价格降低时，长沙城镇居民将增加对家庭设备、居住和杂项的消费支出，武汉城镇居民将增加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的消费支出。同时，到2009年两市城镇居民的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的自价格弹性都处于较高水平，这与上述需求收入弹性的分析相一致。近年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是两市城镇居民共同的消费热点，且长沙城镇居民家庭设备和居住的消费增长潜力较大。

3、基本消费支出水平分析

居民基本消费需求支出是指在一定社会经济水平下，为保证劳动力的正常再生产，居民对商品和劳务所需要的基本消费量的支付能力，它反映了居民最低消费需求。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只就2009年长沙、武汉两市城镇居民基本消费支出和最低、最高收入户的实际支出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根据表1、表2中各年份两市居民各项支出的a值和β值，利用公式（7）可计算各类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见表5。长沙城镇居民基本消费总支出略高于武汉，但两市在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等支出的差距较为明显。2009年，长沙城镇居民基本消费支出是武汉的1.06倍，在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的基本消费支出分别是武汉的2.38和1.68倍。

通过比较长沙、武汉两市城镇居民基本消费支出的估计值和最低、最高收入户的实际支出状况，可知两市都存在消费不均问题，而武汉的问题更为严重。2009年，长沙市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户的实际总支出以及各类商品的实际支出都达到了基本生活线，而武汉城镇居民最低收入户的实际总支出在总量上达到了基本生活线，但食品、衣着、家庭设备、杂项的支出都未达到基本生活线。此外，两市最高收入户的实际支出远高于基本生活线，长沙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的实际支出是最低收入户的3.24倍；武汉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的实际支出是最低收入户的4.79倍，两市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档次已被大幅度拉开，而武汉的差距更大。

表5   2009年长沙、武汉城镇居民基本需求支出估计值与最低、最高收入户比较（元）

4、基本消费水平下的消费支出结构分析

根据基本消费需求占实际消费需求的比重，能分析各类消费支出中满足生存型需求和享受型需求的情况，从而反映居民的生活质量和生活水平。基本消费支出所占的比重高，说明消费支出中满足生存型需求的成分越多。反之，满足享受型需求的成分越多。根据表1、表2中各年份两市居民各项支出的a值和β值，利用公式（7）可计算各类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见表6、表7。

两市城镇居民的食品基本消费支出占比一直居各类消费之首，且都超过50%，说明食品仍处于满足基本生活需求的状态。长沙城镇居民的家庭设备和居住基本消费支出占比呈下降趋势，武汉城镇居民除交通通讯的基本消费支出占比下降外，其他各类商品的基本消费支出占比都有所上升。到2009年，两市城镇居民的医疗保健类基本消费支出的比重都较高，这项消费基本需求高，体现了目前居民生活中支付医药费用较高的现实，与近年来医疗费用高涨密切相关。而保健消费这些属于发展、享受型消费占比重仍较低。两市城镇居民交通通讯、文教娱乐的基本消费支出比重都较低，即发展享受消费需求比重高，说明这两类消费品的需求弹性较高，居民更侧重追求其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反映出城镇居民消费观念的改变，生活质量的提高。此外，武汉城镇居民的居住类基本消费支出占比呈上升趋势，到2009年超过50%，而长沙城镇居民的居住类基本消费支出占比呈下降趋势，三年内下降了42个百分点，到2009年73%的居住类支出是用于满足其发展和享受型消费。这说明长沙城镇居民居住类的消费需求层次高于武汉，已从基本消费需求向发展、享受型消费转变。

表5    2007-2009年长沙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消费支出及消费结构

年份	2007		2008		2009
	基本消费支出	占比	基本消费支出	占比	基本消费支出	占比
食品	2583.21	0.6	3091.55	0.65	3218.6	0.65
衣着	296.05	0.24	475.62	0.37	505.57	0.34
家庭设备	265.02	0.36	274.8	0.29	386.08	0.28
医疗保健	428.18	0.44	430.04	0.37	467.92	0.43
交通通讯	-623.61	-0.3	567.87	0.35	600.61	0.23
文教娱乐	505.09	0.29	486.22	0.34	551.48	0.29
居住	744.49	0.69	624.52	0.45	453.16	0.27
杂项	116.74	0.38	0.08	0.85	47.655	0.12

 

表6    2007-2009年武汉城镇居民家庭基本消费支出及消费结构

年份	2007		2008		2009
	基本消费支出	占比	基本消费支出	占比	基本消费支出	占比
食品	2435.27	0.56	3274.7	0.67	3250.2	0.64
衣着	302.25	0.26	429.20	0.35	494.095	0.35
家庭设备	133.13	0.19	685.65	0.62	395.995	0.38
医疗保健	-173.35	-0.3	221.26	0.29	336.59	0.38
交通通讯	213.91	0.28	458.74	0.49	252.062	0.2
文教娱乐	214.72	0.21	226.76	0.2	328.593	0.23
居住	501.98	0.4	573.49	0.52	635.513	0.55
杂项	29.11	0.12	71.82	0.25	146.339	0.37
方程参数合计	3657.01	0.35	5941.61	0.52	5839.39	0.46

 

在ELES模型的框架下，比较分析长沙、武汉两市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近年来，两市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消费结构不断优化，逐渐从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享受型消费过渡。2007年到2009年，长沙城镇居民的“食品”、“衣着”生存型消费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下降了4.4个百分点，武汉城镇居民的这一比重下降了3.3个百分点，相应的发展和享受型消费比重逐年上升。但食品消费在总消费中所占比重仍然较高，2009年长沙与武汉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为32.3%、27.8%。与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恩格尔系数为15%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

第二，两市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存在差距，长沙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相对较高。从边际消费倾向看，2007-2009年长沙城镇居民食品、衣着类的边际消费倾向都低于武汉，2009年长沙城镇居民除食品、衣着外，其他发展和享受型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基本上都高于武汉。从基本消费支出占实际消费支出的比重来看，2009年长沙城镇居民除食品主要用于满足生存型消费之外，其他各类支出都更多地用于满足高层次的发展和享受型消费需求。而武汉城镇居民的食品、居住等支出仍主要满足生存性消费。这说明长沙城镇居民的生存型消费的满足程度更高，居民的收入更多地用于满足发展和享受型消费。两市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存在一定的差距，长沙城镇居民的总体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高于武汉。

第三，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将成为两市城镇居民共同的消费热点。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两市城镇居民的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预算份额都较高，需求收入弹性都呈现上升趋势，价格效应较强，基本消费支出占比都较低，说明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成为两市城镇居民未来的消费热点，且不断向高层次的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发展。

第四，长沙城镇居民对家庭设备和居住有更广、更高层次的需求。长沙城镇居民的家庭设备、居住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预算份额都呈现上升趋势，并且需求收入弹性和自价格弹性也逐渐增强，而武汉城镇居民的家庭设备和居住的这四项指标都呈现下降趋势。从基本需求支出占比看，长沙城镇居民的这两类消费品的基本需求支出占比下降，而武汉的情况恰好相反。这说明长沙城镇居民对家庭设备、居住类享受型消费品具有更广的需求空间，且这种需求是更高层次的发展和享受型需求。

第五，两市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的消费差距拉大，都存在消费不均的问题，且武汉的问题更严重。对比2009年长沙、武汉两市城镇居民的基本需求支出估计值与最低、最高收入户的实际支出值，可知长沙城镇居民的最低收入户尚能满足其基本需求支出，而武汉城镇居民中的最低收入户虽然在总量上能满足基本需求支出，但消费结构不合理，食品、衣着等基本生存性消费尚未达到基本生活线。此外，两市城镇居民最高收入户的实际支出都远高于基本生活线，武汉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更加明显。

针对以上结论，依据“两型社会”建设的要求，基于可持续消费的视角，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建议：

第一，建立增收长效机制，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是影响居民消费需求最直接、最根本因素，并最终决定着居民消费层次和消费结构。因此，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必须建立城镇居民增收长效机制，进一步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才能真正提高居民的消费水平，优化居民的消费结构。一方面，改进和完善职工收入与经济效益协调增长机制，完善企业工资指导线和最低工资制度，在提高效益的基础上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离退休人员待遇。另一方面，积极扩大就业，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服务业和各类所有制中小企业；规范劳动力市场秩序，鼓励劳动者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促进多种形式就业，增加城镇居民收入。

第二，不断增加精神消费，提升居民消费层次。可持续消费模式中的重要原则之一是不断增加精神消费比例。一旦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满足后，精神消费决定了人的生活质量。近年来，长沙与武汉城镇居民不断向发展和享受型消费发展，精神文化消费在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大幅度提高。为了进一步增加精神消费，提高居民的消费层次，需要居民树立正确的精神文化消费观，积极开展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消费活动，提升精神文化产品的品味；引导人们主动、自觉的丰富消费内容，提高消费质量；不断改善消费设施，除了政府投资外，还要引导民间投资兴办一些消费设施，特别是一些娱乐设施，以利于人们的消费[8]。

第三，积极发展公共交通，加大文化教育投入。交通通讯和文教娱乐是两市城镇居民共同的消费热点，因此有必要积极发展居民需求弹性较大的交通通讯以及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等服务型行业。一方面，发展公共交通特别是地下轨道交通，一定程度上抑制汽车消费。交通通讯支出的收入弹性高，收入的增加会促使居民购买新的交通工具和通讯设备。城镇居民的汽车消费不断升温，容易导致道路拥挤，增加能源消耗，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违背了绿色消费的原则。因此，国家应大力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发展公共交通特别是地下轨道交通，方便居民出行。[9]另一方面，加快文化教育体制的改革，增加对文化教育的投入。健全以政府投入为主、多渠道筹集教育经费的体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充分调动全社会办教育积极性，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途径，多渠道增加教育投入。[10]通过改善教育服务质量，满足居民的文化教育需求。

第四，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合理引导住房消费。住房消费已成为我国居民的主导消费品，长沙城镇居民的住房消费热情持续高涨，且不断向发展和享受型层次发展，在今后一定时期仍将是消费的热点和主导性产品，这反应了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其中也存在盲目攀比的现象。如在在住房消费中，盲目追求房屋宽大，购买过于奢华的家居设备，进行昂贵装修等，尤其是高收入者的住房消费中存在较多的非理性成分。因此，应树立理性消费观念，减少粗放性的、不合理的住房消费，鼓励精致型消费，如注重住房的功能完善、大小适应、装修简洁雅致。

第五，倡导公平消费原则，缩小居民消费差距。公平消费是可持续消费的重要原则，包括代内公平消费与代际公平消费。代内公平消费的关键是要在地区、国家和全球范围内防止和消灭贫富两极分化；代际公平要求当代人自觉担当起在不同代际之间合理分配与消费资源的责任。[11]长沙与武汉两市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和消费层次存在差距，且两市城镇居民的不同收入阶层的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消费层次的差距也不断拉大，这与公平消费的原则相违背。因此，必须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和扶贫标准，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加大向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力度，运用税收的调节作用，增加高收入者的税负，减少低收入者的税负；减少行业垄断，规范垄断行业的工资制度，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控制垄断行业人员收入的非正常增长[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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