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马基雅维利的“德性”一词的含义
王乐理 乔欣欣
摘要：马基雅维利作为一位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思想家，其非道德的政治观历来饱受争议。从义务论的角度出发来接近这位思想家，通过对其“virtue”（德性）
[2]概念的分析以及政治与道德之关系的辨析，有助于我们认识一个不一样的马基雅维利，也是更加完整和丰富的马基雅维利。
关键词：公民 义务 德性
一、历史节点上的马基雅维利
从义务论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发展来看，马基雅维利可以说是连接古代与近代的桥梁。西季威克认为，古代的道德哲学的伦理观的主要特点，可以追溯到在表达对行动的普遍道德判断中，对于一个一般观念（善）而非一个特殊观念（如正当性）的使用。德性或正当的行为被古希腊人视为仅仅是善的某一个具体种类：因此……当我们努力地把行为系统化的时候，第一个问题便是……如何确定这一类善和其他种类的善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如果不去追问“我们称作是德性的善、我们所推崇和敬仰的行为和品格的那些性质，与其他善的事物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便无法理解古代的道德哲学。
[3]可以说，古代人探讨过达到真正幸福或至善的最合理的途径，他们探索合乎德性的行为和作为德性之品格的诸方面——勇敢和节制、智慧和正义，这些本身就是善的德性——和至善的关系。在古代，并不存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分野，他们同属于一门关于至善的学问——哲学的领域。与此相对，现代人首先思考的问题是，他们视什么为正当理性的权威规定，关于理性的这些规定导致了权利、义务与责任；只是在此之后，他们的注意力才转向这些规定允许我们去追求和珍视的善。那么在马基雅维利这里，这种善与正当性、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张力是如何体现的呢？
马基雅维利成长和生活的地方是当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重镇佛罗伦萨，他与当时欧洲最著名的艺术家布鲁内列斯、唐纳泰罗、米开朗基罗等同时代。在他之前但丁、萨鲁塔蒂和布鲁尼都是文艺复兴的重要代表。可以想象在这种社会环境下，马基雅维利受到怎样的影响。
有学者将文艺复兴分为三个时期，即创立时期、发展时期和转向时期。从1300年至1375年，是文艺复兴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知识精英，对自己的生存环境进行了深刻反思，提出通过发展文化缔造新人的可能性。1375年至1450年，是文艺复兴运动的第二阶段，常被历史学家称为“市民人文主义时期”，此一时期的佛罗伦萨的市民们，受爱国情绪和人文主义启蒙的的影响，关心城邦的政治，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研究各种意大利的政体模式，尝试公民对话，企图在制度上按照人文主义思想，建立佛罗伦萨共和国。1450年至1530年，是文艺复兴的第三个时期，这时欧洲各国都进入了君主制时代，在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以原来的君主为核心，建立起强大的君主政府和民族国家，此时的意大利却陷入内外的混乱当中。
[4]在马基雅维利之前，佛罗伦萨的洛伦佐打造了一个脆弱却绝妙的意大利五国——佛罗伦萨共和国，南方的那不勒斯王国，北方的米兰公国，亚德里亚海沿岸的威尼斯共和国，以及以罗马为中心的教廷辖地——的政治平衡体。靠着他的审慎，他防止了任何一股势力扰乱意大利和平的野心或向国外的野心敞开大门的做法。洛伦佐于1492年去世，马基雅维利则于1498年从政，后者所面临的佛罗伦萨已不再是洛伦佐时期的佛罗伦萨，而是一个风雨飘摇中的共和国。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史》中就洛伦佐时代的结束写道：“罪恶之树开始发芽，不久就毁坏意大利并使之长期颓败荒芜。”
[5] 如果照此划分，马基雅维利恰好处于佛罗伦萨的转折时期或转向时期，这种“转向”性质或许可以成为我们认识马基雅维利思想中诸多矛盾的一个角度，因为往往转向或转折本身就代表着某种复杂性和辩证性。始终扑朔迷离的“德性”一词的含义或许也可以通过这种转向性质得到理解。
二、“德性”与古代罗马共和国公民美德的关联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给人的最直接的印象是对古典文化的兴趣，他们以古希腊和罗马的强调自然性、个性、世俗性的人文主义理想抨击与之相对立的中世纪神学理想，在文艺复兴的早期，这种复兴古典的性质更为显著。第一，对于道德的重视。文艺复兴时期的政治学是逐渐从伦理学中脱胎而出的，政治学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专门的领域，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与伦理学共同关注着一个问题，那就是要通过人性的改造来缔造完美的人类。当时没有哪类文献能比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的诗文更敏锐或更丰富地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与道德无序，在那个变化多端、价值观和信仰都变动不定的时代，呼唤一种人类的新生，为人们正确的行为提供有益的指导，强调社会美德对人的命运的作用等等，这些观念蔚为风尚。而古希腊罗马文化就成为他们可以源源不断加以汲取的源泉。第二，自由公民共和国。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是一种“市民人文主义”，其特点是：要共和制度，要共和国、自由和爱国主义，提倡公民参与政治，鼓励人们为了公共善而献身、牺牲。
[6]这种文化是适应于当时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共同要求的。诸如像威尼斯、佛罗伦萨这样的城市国家，它们具有完全意义上的独立，不仅在经济上能够自给自足，而且政治上也摆脱了神圣罗马皇帝和教皇的控制，并且城市国家的管理者不是由皇帝或上级公爵任命的，而是通过男性公民选举产生，采用的是一种比较民主的程序。共和的要求和愿望促使人文主义者从古罗马那里吸收丰富的经验，促成古罗马共和文化的复兴。
这种对古典文化的兴趣，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同样明显，从他的主要著述来看，其主要的思想源流大都出自希腊罗马等古典作家的作品。马基雅维利特别感兴趣的是罗马作家的历史书籍，除李维外，还有凯撒、西塞罗、塔西佗、苏托尼乌斯、维吉尔、奥维德、提比略斯、卡特略斯等。古希腊大家波利比乌斯、希罗多德、普鲁塔克、修昔底德、拉尔修斯、库尔修斯、色诺芬、亚里士多德、萨鲁斯特等人的拉丁文译本，也在马基雅维利的阅读范围之内。马基雅维利对罗马史学家李维著作的崇拜、精研也是人所共知。马基雅维利曾这样表达自己对古人的崇敬：“黄昏时分，我就回家，回到我的书斋。在房门口，我脱下了沾满尘土的白天工作服，换上朝服，整我威仪，进入古人所在的往昔宫廷，受到他们的热心款待，我在只属于我的精神食粮中汲取营养，这是我天生就适合于食用的。在那里，我毫无顾忌地跟他们交谈，问他们出于什么动机而做出那些行动，他们亲切地回答我的问题。在四个钟头里，我毫不感到疲倦，我忘记了一切烦恼，我不怕穷，也不怕死，我完全被古人迷住了。”
[7]就其“德性”这一概念的使用来说，有研究者统计，《论李维》和《君主论》等著作中使用“德性”及其形容词和副词多达六百余次。
[8]对马基雅维利研究有些了解的人都会同意，再怎么强调“德性”一词在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都不为过。马基雅维利如此频繁的使用“德性”一词，其目的跟“德性”一词的含义密切相关。
受到古典作品的影响，“德性”的第一种含义与古典作品里“美德”的含义一致，体现为共和主义常谈论的公民的“美德”，津津乐道于它所体现的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维护公平正义，勇于承担公共责任等。在文艺复兴的早期，德性的这种含义更为普遍，同是佛罗伦萨公民的但丁就提出了按照仁爱和德治来建立理想社会的原则。仁爱可以化为各种美德，不仅包括个人品行上的美德如智慧、谦逊、俭约、自制、正直、勇敢、坚韧、坚持正义、不贪婪等等，还包括一种公共的美德，即人民的共同利益，以及和平、公正、奉献和自由，进行统治的最为有效的办法就是将政治权力的运作与道德的原则结合起来。萨卢塔蒂也是佛罗伦萨自由传统的坚决捍卫者，在他之前的人文主义者主要以诗人、作家、艺术家为主，他们很少直接进入政府推动政治。而萨卢塔蒂反对隐士式的生活，要求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为捍卫城邦的自由而战斗。他非常重视人的品质，尤其看重坦诚、智慧和学识，并认为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如果能团结起来，必将捍卫和发展城邦的自由。布鲁尼代表性的论文是《佛罗伦萨颂》，其中一章内容专论美德。在他看来，佛罗伦萨人应该怎样继承传统呢，那就是勇敢、民主、正义和自由。他们致力于社会改革，把参与公共活动、担任社会公职、弘扬共和制度、用文化培养人民的爱国之心，视为最为重要的使命，个人的美德为公共的美德所取代。按照这些作家的看法，一位生活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如果不了解基本的道德规范和自己的社会职责，那么就根本无法胜任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这种对共和制度的信念和共和精神的追求，一直传承到马基雅维利。可以说，整部《论李维》就是对如何创建和维护共和国的论述。在他的思维里，“伟大源于政治”，即整饬共和国、护卫国家、统治王国、举兵征伐、扩张帝国；为人民制定优良的法律，领导人民摆脱奴役、获得自由；参与政事，为国家和政府建功立业等等。他说：“成就城邦之丰功伟业者，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共同的利益。毫无疑问，如果不是在共和国，这种共同利益便得不到尊重，因为它完全是为公众而存在，他也许会伤害这人或那人，然而他的受益者如此之多。”
[9] 他以罗马为例，指出什么是君主的德性和公民的德性。在他看来，一个理想的共和国，君主与公民融洽相处，世间充满和平与公正，元老院享有权威，执政官享有名望，富有的公民享受自己的财产，高贵与德性得以发扬光大，安宁与美德无所不在，仇恨、特权、腐败和野心销声匿迹。
[10]而这样一个秩序井然的家国，依赖于共和国公民对自由的追求和维护。就如何维护自由，马基雅维利论述了享有自由的民众对维护自由的重要作用，因为他们较之权贵，有更强烈的意愿过自由的生活，更不愿意伤害这种自由。
[11]对自由的维护形成有益于公共自由的法律和秩序，进而形成良好的德性。相反，腐化之风无处不在的人民，不可能生活在自由之中，哪怕是片刻的自由。例如十人团统治时期的罗马军队有着同样的品德，由于没有同样的感情，他们便不能取得往日的战绩。而在废除十人团以后，他们又作为自由人服役，那种精神便立刻在他们身上复活了，他们的战绩和过去一样辉煌。他说“我们今天再也看不到古代那样众多的共和国了，从而再也看不到人民中间有着像当时那样多的对自由的热爱了。罗马人的德性从何而来，今天的混乱有从何而生，都不难理解，它们来自于当时当地的自由的生活方式，和当今奴役的生活方式。”
[12]对自由的热爱孕育着对共和国的忠诚和义务，也孕育着良好的法律和制度，以及一切使共和国强大的品质。
受到古典作品的影响，马基雅维利具有同时代人文主义者所具有的一切风格，如世俗的眼光、对人性的重视。然而他所处的“转向”位置又决定了马基雅维利是独特的，他的冷峻、现实、犀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对政治现实的深刻洞察和毫不掩饰的解读更是开创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我们或许可以从他的“德性”（virtue ）这一概念来认识这种既重视古典又关注现世的个性，也可以看出转向过程赋予德性一词的新的含义。
三、政治技艺含义上的德性一词
马基雅维利多次谈到的“古人的德性”，更多的是指罗马人而非希腊人，在《君主论》中，他把罗马人的“德性与精明”作为“我们时代的智慧者”的对立面；在《论李维》中，他四次提到“罗马人的德性”，一次提到“罗马人民的德性”。他从来没有说过“希腊人的德性”，也没有说过“基督徒的德性”。
[13]他只心仪于罗马人建立的世俗功名，对以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政治哲学则不屑一顾，即使被当时很多认为学者奉为圣贤表率的西塞罗，他也很少提及。他所要复兴的古典学问，是李维著作中所显示的历史智慧，而不是希腊人的政治理念。为什么是罗马人的德性？如何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去了解“德性”的另一层含义。
在拉丁语中，virtue一词最原始的含义是“男子汉”或“阳刚气概”。
[14]马基雅维利同样怀有共和主义理想，但他比布鲁尼更清醒地认识到，在生死存亡的极端情况下，日常生活中道德约束力的有效性将不复存在，因此马基雅维利的“德性”既体现为维护共和国自由的精神，也有西庇阿的冷酷和克莱奥梅尼的嗜杀。它不但反映在能够抵御政治腐败的清廉朴素的民风之中，也包括罗马的政治精英利用宗教去操纵人民的计谋，正如他所说：你不能既赞美汉尼拔的伟大，又指责他的残忍
[15]——因为它们同属于美德的一部分。有学者指出马基雅维利政治思想的精髓可以从他的剧作《曼陀罗》一窥究竟，具体来说，卢克蕾佳这位美女，象征着马基雅维利所说的“命运女神”，一种固执而难以驾驭的力量；老师尼洽象征着旧制度，徒有权威之名，实际上昏聩无能；那位教士则是已经腐败透顶的教会的化身；至于年轻英俊的加利马科，则是权谋与机智，勇气、意志和行动力的代表，体现着马基雅维利心目中的“德性”，具有男人身上好勇斗狠的“阳刚气概”和所谓“充满活力的狂野之举”。
[16]他批评现世社会羸弱不堪，“这个世界被搞得看上去女人气十足，天堂也被解除了武装”，并认为这是我们的信仰所造成的，“我们的信仰所推崇的，却是卑恭好思之徒，而不是实干家，他把谦卑矜持、沉思冥想之人视为圣贤，古代信仰则极力推崇威猛的勇气与体魄，以及能够使人强大的一切。”
[17]“德性”的这种含义可以延伸为一种能力、力量或效力。在马基雅维利的语境下，就是实现某一结果或达成某一目的所需要的手段，具体来说就是君主、公民或共和国能够获取和保有国家的手段和品质。
[18]《君主论》第一章就表明君主国的种类和获得的方法，其中最主要的就是靠自己的武力和德性，或者靠别人的武力和幸运。
[19]在这里，德性与幸运相对，马基雅维利强调人对抗命运的力量和本性，而此种德性在战争状体下得以最为充分地展现。《君主论》中有三章讨论军事，第14章“君主关于军事方面的责任”开篇就指出，“君主除了战争、军事制度和军事训练外，不应有其他目标、其他思想，也不应把其他事情作为自己的专业，因为这是进行统帅的人所应有的惟一专业。”
[20]《战争的技艺》整部著作都在讨论如何进行战争，战争需要怎样的德性。马基雅维利讲，精兵强将乃一切国家的基础；缺了它，良好的法律或任何好事都无从谈起。不练兵，军队难以精良；不以臣民组建军队，则军队也难以训练。除非将领从各个方面训练他的士兵，使士兵也具备他的勇气、掌握他的处事方式，不然他必败无疑。如果一个城市有罗马那样的制度和武装，让公民每天在个人和公共事务中，体验自己的德性和命运的力量，他们便随时都能精神振奋，始终如一地保持自己的威严。
[21]波考克评价道：对马基雅维利来说，军人品德使政治品德成为必需，因为两者可以在同一目标中表现出来。……一个人可以通过军事纪律学会做一个公民，展现其公民品德。
[22]马基雅维利赋予“德性”一词的含义，一方面有其古典的兴趣，因为德性的这种含义与罗马人充满阳刚的事迹、充满自我牺牲的英雄主义、法典和行政体系，还有那充满简洁而又富有表现力的拉丁语正相吻合，正是这些与希腊的高贵、典雅的风格相比起来有些粗鄙却务实的罗马文化吸引着马基雅维利的目光。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源于他对现实政治的深刻洞察。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他所生活的15世纪的佛罗伦萨，成为他青年时期最重要的学校。他亲见的或者听亲见者所讲的重大事件在他心中留下了印记：被拖过佛罗伦萨街头的尸体，被绞死者的尸体挂在旧宫的窗户上摇荡，查理国王进入意大利时佛罗伦萨以及其他国家的虚弱无力，萨伏那洛拉的尸体在市政广场上焚烧时的恶臭等等。
[23]就在马基雅维利还毫无政治经验的时候，对政治的残酷早已了然于心。马基雅维利就职时刚好是伟大的洛伦佐去世之后，此时的意大利难以再维持五大共和国之间的平衡，而新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则危机重重。几个家族贵族的傲慢，一支缺乏训练有素的常备军，让佛罗伦萨的内部政治中充斥着党派之间残酷的斗争，而外部却不得不花钱让雇佣兵来保卫自己，因此自由总是命悬一线。
马基雅维利一生亲眼目睹了佛罗伦萨共和国的衰落和瓦解，亲眼见到由城市显贵操纵的政权怎样与民众一步一步脱离，终于转变为君主制。他于1498年出任共和国第二政府秘书厅的长官，后又兼任共和国执政委员会的秘书，负责外交和国防这两个最为关键部门的工作。马基雅维利经常出入意大利和外国的宫廷，这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国的政治制度，能从意大利乃至欧洲全局来考虑问题，也使他更深刻地认识到政治的复杂性和国家问题的重要性。访问卡特琳娜女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卡塔利娜反对阴谋者时表现出来的勇气充满了敬佩；在接下来征服比萨的过程中，马基雅维利目睹了雇佣军的极大害处；在与瓦伦蒂诺公爵交涉的过程中，马基雅维利深刻地体会到了作为君主所应具备的素质。在写给政府的报告中，马基雅维利以清醒和冷静的头脑打量着现实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从而给出了有关政治最为精彩的分析。
终其一生，马基雅维利都不遗余力地劝说意大利的权贵们：把祖国从异族的统治中、从入侵者和占领军的暴行中解救出来。共和国的屡次危机以及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许让他认识到：要想实现这一目标，只有依靠自己的强大。因而，不管对于共和国还是君主国来说，能够使国家强大的一切品质都是一种德性。共和国的强大更多地依赖于人民的德性，如对自由的热爱、对法律的遵守以及对公民技艺尤其是战争的技艺的训练等等。诚然，在共和国还未腐败的情况下，在还享有自由的情况下，道德的运作是有效的：只要人人都在行善事，或者在行善事时都有足够的努力和耐心，几乎所有的人都会从中得到益处。但是，在君主国，君主只是根据自己的利益或根据利害原则来确立政策，因此尽管人们内心深处还是盼望统治者能够根据善心行事，但这在逻辑上已经不再成立，因为此时的君主考虑的只是自己的利益，因此也就没有了能够对任何社会阶层都有利益可言的道德约束。或者以罗马的例子来说，当罗马人民还享有自由，人们依然良善时，良好的风俗还能得到存续，优良的法律也能得到遵从，它们一起约束着公民和官员的权力。而当后来人们变得邪恶，依然如故的体制不仅会败坏法律，而且使美德也丧失殆尽。马基雅维利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创建或维持国家，“就必须把它推向奉行王道的国家，而不是奉行民治的国家，这样一来，对于那些因其骄横而难以用法律驯化的人，可以用近乎王权的方式加以降服”。
[24]马基雅维利不仅基于同时代人文主义的立场抨击基督教，以一种更世俗的眼光看待世界，更人性的角度理解政治，而且由于现实经历，他比同时代的思想家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本质，要想使国家强大，需要的不是一种谦逊的德性，一种像法兰克人“连女人都不如”的孱弱。在危机时刻，需要一种像罗马军队一样刚强持久、勇敢无畏的军人德性和品质，甚至，在必要时要表现出一种残酷，运用阴谋，具备狐狸和狮子的气质。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拯救祖国，不管什么策略都不应回避，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要拯救祖国，要不计荣辱，不择手段地保卫祖国。……凡是一心思虑祖国安危的人，不应考虑行为是否正当，是残暴还是仁慈，是荣耀还是耻辱，他应把所有的顾虑抛在一边，一心思考能够拯救其生命、维护其自由的策略。”
[25]如何评价马基雅维利已不重要了，不论是批评还是赞扬，都只是说明了他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事实上，马基雅维利并不是一个多么富于创造性的理论大家，但是他却能够非常睿智地将大家都懂得的道理恰当地运用到最关键的时刻，这或许是政治的最高的技艺。政治不关心原创性，而在乎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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