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川
(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213)
摘要：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传播史，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逻辑结果。这个逻辑结果要成为逻辑必然的条件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自觉和艰辛探索。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传播 中国化
如何认识和厘清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回避的话题。目前，学界尚未对二者关系进行专门论述，只是在论述和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中，提及对二者关系的简单认识。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逻辑结果。本文尝试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概念界定出发，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梳理二者的关系。
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与传播
马克思主义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而充分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如果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那么马克思主义传播就是这个过程的量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这个过程的质变。那么我们就必须先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涵，什么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这是我们认识马克思主义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的前提。
我们要区分马克思主义传入与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概念差异。传入，本意为引进、引入，意指本地域没有的概念、术语和物品的引入。马克思主义传入，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内容介绍和引入到中国的过程，主要涉及马克思主义从哪、由谁、如何传来的问题。传入所限定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传入到中国的来源、渠道和方式。中国是传入的客体，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输入方和接受者。
马克思主义传播，是指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到中国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宣传、推广并产生认同和影响的过程。传播，本意为信息的扩散，意指信息影响范围的扩大和影响后果的加深。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建立在传播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认同的基础上，为实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和武装群众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探索。我们认为完整意义上的传播应该具有以下条件：1、系统完整理解学说体系的传播者。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必须能够相对系统完整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学说内容，必须能够真正透彻领悟马克思主义。某种意义上说，传播者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如果对某一学说还不能真正理解，还存在根本性的错误认识，那么即使是最早介绍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论述，也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2、主动性、公开化和针对性的传播行为。传播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传播的实质就是宣传，并使之被广泛理解。传播本源意义上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针对性，一种主动的、公开化的行为。如果马克思主义不能得到传播者主动、积极有意识的广泛宣传，停留于书斋内或者纸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也算不上传播。按照以上标准，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应该从李大钊开始算起，时间上也就是五四前后或者说十月革命之后。李大钊作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较早的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而且能够全面、准确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并主动积极的进行宣传。李大钊最早在高校中讲授以马克思主义为内容的相关课程，把马克思主义介绍给大学生，加深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李大钊最早在工人阶级中宣讲马克思主义，他号召青年学子走进工人阶级，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体会工人阶级的苦难，启发工人阶级的政治觉悟。
从形式上看，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与传播都体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介绍和理解，客观上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作了理论铺垫。从本质上看，马克思主义传入只是对其内容的介绍和引入，不涉及是否认同和信仰。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在对其理解认同基础上，主动积极的宣传推广、影响民众的行为。所以，从传播主体上讲，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第一人。从传播时间上讲，十月革命前后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起始。这样，通过我们对传入与传播的概念界定，就可以解决困扰学界如何界定马克思主义传播起始点的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
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成为中国革命实践的指导思想，从而也就不会产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离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一句空话。“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实践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和准备”。[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过程，其所实现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正确指导、解决中国实践问题的开始。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前提，中国化是关键。也就是学者指出的“马克思主义”加“中国化”。[2]全面系统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本的广泛译介，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内容的广泛传播，离不开马克思主义宣传渠道的广泛开拓。马克思主义传播是全面系统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条件，从而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前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序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最初展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中国化。[3]
19世纪末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是作为西方思潮的一种代表被介绍到中国的，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有据可查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是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1898年委托中国人胡贻谷翻译出版的《泰西民法志》，该书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思想进行了简单梳理，认为二人是社会主义史中最著名的人物。中国人在自己的著作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他称赞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鼻祖，但只是对马克思学说的简单介绍。资产阶级革命派代表孙中山、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都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是第一个主动号召向俄国学习的知识分子，他热情赞扬十月革命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他积极学习马克思主义，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文章，表明李大钊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以科学的方法掌握马克思主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他积极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在高校，李大钊最早为大学生讲授以马克思主义为内容的课程；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他领导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号召知识分子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他鼓励号召进步青年与劳动群众相结合，了解工人阶级的生活和苦难，了解工人阶级的革命意向和力量，在劳动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
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与无政府主义等理论流派进行了三次论战，尤其是李大钊与胡适展开的“问题与主义”论战，初步探索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胡适作为实验主义代表人杜威的学生，以倡导改良为主，主张少研究一点主义，多解决一些问题。他认为，空喊各种主义无异于改变中国的现实，解决现实问题才是关键。因此他倡导知识分子把着力点放到研究中国现实问题中来，比如妇女问题、劳工问题和儿童问题等。李大钊主张问题的根本解决就在于主义，主义是解决问题的根本，缺少主义的问题解决，只是细枝末节，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解决一个问题，应使其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为此，就应该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4]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他指出任何问题的根本解决都在于经济问题，抓住经济问题，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按照阶级斗争的观点，他指出革命是解决中国问题的正确手段，只有号召劳工一起革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现有的矛盾和困境。当然，胡适主张少讲空洞、抽象的主义，多研究现实的问题，正是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契合点。任何主义，只有能够真正解决问题，才值得知识分子去学习、介绍和宣传。李大钊在 《再论问题与主义》中也坦然承认: “我们最近发表的言论，偏于纸上空谈的多，涉及实际问题的少，以后誓向实际的方面去作。” [5]胡适的观点促使李大钊思考如何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的实践，实现主义与问题的结合，或者说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看一看他们所宣传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科学性，在现实中是否能够起到作用。因为“彼西洋学者，因其所处之时势、境遇、社会各不相同，则其著书立说，以为救济矫正之者，亦不能不从之而异”[6]陈独秀对此也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不仅仅研究其学说，还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的实践运动中。[7]可以说，经过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使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主义与现实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8]李大钊着手开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实际工作，其所作的第一项伟大工作就是筹备组建中国共产党。
从某种意义上说，李大钊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人，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倡者。但是，李大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只是初步的探索，其重要的探索意义在于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主动意识和自觉行为。但就马克思中国化的衡量标准来讲，这只能算是思想的端倪。诚如石仲泉指出“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而言，李大钊既是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最早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路的先驱”。[9]就李大钊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过程中的思想和行为来讲，马克思主义传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前提和理论基础。作为一种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必然会触及社会现实，必然会产生如何指导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必然会产生理论的科学性如何与现实的复杂性相结合的思考。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必然要产生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如果二者一致，那么也就是传播与中国化的契合。也就是说，传播作为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是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向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转变和结合，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向马克思主义的运用的转变和结合，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逻辑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逻辑结果，但不是逻辑必然。从逻辑上推论，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逐步增多，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认识更加深刻，在解决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革命性和实践性就会正确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实现中国化。但是，逻辑结果不等于逻辑必然，逻辑推论需要逻辑条件。逻辑结果向逻辑必然的转换体现为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向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转变和结合，这需要具备一定的逻辑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有机结合，也是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统一。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和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自觉和艰辛探索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条件。
1、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产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且日益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也就是中共共产党从酝酿、准备到正式建立的过程。”[10]随着党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加深和理解的深化，随着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需要，“从主观上养成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自觉，这是伴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进程深化可以预期的理想结果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条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观认识深化和实际进程大大推动的反映。”[11]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具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党始终相信马克思主义一定能够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实现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开始，早期共产党人就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实际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着充分的认识。陈独秀指出“我们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永远不是教条，无论如何正确的处论，倘不能正确的用当其时其地，都会变成不完全正确，甚至完全不正确。”[12] 1921 年，张太雷指出要“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13] “1922年1月，党在其创办的《先驱》杂志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宜的实际的解决 中国问题的方案”。[14] 1924 年，恽代英提出: “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 [15]1927 年，瞿秋白指出: “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16] “陈独秀同志在革命的实践方面，密切的与群众的社会运动相联结，秋白等追随其后，得在日常斗争中间，力求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的所谓国情。”[17]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初是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紧密联系的，其首要回答的就是如何开展中国革命的道路，寻找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确立革命的正确方针等。在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方面，毛泽东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动意识和理论自觉，始终坚持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理解中国的革命道路。1920年3月,他在给周世钊的信中写道：“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18]1925年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对中国的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等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分清敌人和朋友，只要团结好朋友，攻击真正的敌人，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工人阶级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进步的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1926年毛泽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他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没有农民参加国民革命，国民革命是不会成功的。应该注重发展农民运动，激发农民的斗争热情，启发农民的斗争觉悟，促进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经济落后之半殖民地革命最大的对象是乡村宗法封建阶级（地主阶级）。”[19] 1927年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面考察分析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现状和成就， 总结了农民运动的十四件大事，指出政治上打击地主武装，推翻地主政权，建立农民武装，经济上废除苛捐杂税，开展合作社运动，文化上普及知识，废除封建思想等。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革命实际的分析和考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的最高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理论自觉到实践自觉的转变做出了积极贡献。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信和理论自觉，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运用的过程中，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主动意识，始终注重在中国特殊的时空背景下理解并运用马克思主义。“这种理论自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趋向理想”、“实践逻辑”的必然要求。” [20]
2、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自觉和艰辛探索。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源于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科学性和真理性。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如何实现救亡图存的使命，就成为马克思主义面临的首要问题。党成立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以中国革命道路探索为目标，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道路。通过发动工人运动，在工人阶级中宣传马克思主义；指导成立农民协会，在农民阶级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在这个过程中，党的实践自觉和艰辛探索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任务就是深入到工人中去，成立产业工会，在工会中灌输阶级斗争思想，启发工人政治觉悟，引导工人开展工人运动。1921年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先后领导开展了上海英美烟厂、陇海铁路大罢工、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二七大罢工、北京印刷工人罢工等等，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高潮。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既维护了工人利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又锻炼了工人阶级，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进一步结合奠定了阶级基础。[21] “以1922年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掀起了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个高潮，持续十三个月的时间，全国发生了大小罢工一百余次，参加人数在三十万以上。”[22]
从1923年国共合作到1927年国民大革命失败，党相继领导了广州沙面工人大罢工、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等工人运动，凸显了无产阶级的政治力量，为广东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进行做出了贡献。“党的三大关于与国民党建立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策等，是中共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确的理论思考方向的体现”。[23]党领导发动了以攻占城市为目标的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由于敌我力量的悬殊和城市中心论的错误政策导向，使得起义都以失败告终。虽然早期共产党人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觉，但是在革命实践中，要真正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指明中国革命的方向和确立中国革命的方针，不仅需要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也需要巨大的实践勇气。由于受到共产国际和苏联经验的影响，加之党自身理论的不成熟和缺乏斗争经验，陈独秀没有认清革命的形势和性质，提出了“二次革命论”。他认为，工人阶级的弱小和幼稚，使得中国革命现阶段离不开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只能帮助资产阶级完成革命。正是这种错误认识，使党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一味的妥协退让，犯了右倾错误。而1927年后王明等“左”倾路线的领导者，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决定，机械照搬苏联革命的经验，坚持在中心城市举行武装起义夺取全国政权。错误的坚持走城市中心论的革命道路，强调城市领导和工人阶级斗争高潮，导致了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各种起义遭到失败，没有给中国的革命道路指明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始终毫不动摇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远大理想，一直以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为目标，努力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和发展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形态，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寻找到中国革命的实际道路。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开辟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形态的标志。从此之后，中国革命走上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也正是由于这条革命道路的成功，实现了由农村到城市，由城市到全国的胜利。为此中国共产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和血的教训，在艰难中克服各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和机会主义的错误，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为实现中国革命的解放进行艰辛探索。
正如前面所论述我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结合，是实践形态和理论形态的统一。单有实践创新的探索，没有理论的总结和升华，实践创新的经验就不能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就不能成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形态。因此，单有实践创新的探索还不足以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通过理论的总结和升华，形成理论创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用理论指导普遍实践，形成完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1928年，毛泽东陆续完成了《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写作，全面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道路的实践探索，论述了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主客观条件，完整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概念，指明了中国革命道路的方向、性质和主体等理论问题，把井冈山的革命道路升华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革命理论，开创了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标志。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完成了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实现了理论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与实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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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孔川（1984-），男，山东曲阜人，政治学博士，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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