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6世纪的中国正处于由朱氏家族建立起的明王朝，与中国处于同一时空中的欧洲则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是一场发生在文学、艺术、乃至人的思想、精神中引起巨大变革的运动。它最突出的特征是人文主义，而人文主义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又是文学、艺术创作活动的世俗化倾向。这场发端于欧洲的人文主义风雨同时洗礼着东方世界，明朝的艺术家们在进行文学、艺术创作时也不约而同的突显出人文主义精神、流露出世俗化倾向。文章借助唐寅与提香两位中西方绘画巨匠的作品，解读“世俗化”这一现象在中西方艺术中的呈现方式。

关键词：世俗化    唐寅    提香 

                

   “世俗化”是一个同宗教、神圣化、禁欲主义相对应的范畴，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具体表现。中国古代传统艺术的审美走向历来是以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为主导，体现的精英审美趣味。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手工业和商品贸易的发展，社会审美趣味也开始出现多元化。尤其明朝中叶以后, 一方面商品经济有了较快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在已经衰老的封建社会母体内初露端倪, 市民阶层登上历史舞台, 随之而来的是社会风尚、人们价值观发生了变化。另一方面, 明朝统治者的集权统治, 尤其是思想文化登峰造极的专制统治已经成为市民阶层价值观得以实现的桎梏, 两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而此间恰逢西洋文明的输入，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文艺复兴倡导的人文主义、世俗主义、冲击着封建制度下人们封闭、狭小的内心，此种冲击也为一部分思想敏锐的文化人进行历史反思与批判提供了可能性。与明朝处于同一历史时期的西方世界已经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文艺复兴带来的巨大变革，文艺复兴肇始于意大利。它的兴起与当时欧洲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社会的发展联系紧密，同时欧洲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印刷术的推广，以及地理大发现等都推动这文艺复兴向全欧洲乃至世界蔓延的趋势。

16世纪的明朝已是江河日下，皇帝懦弱无能，宦官把持朝政，文官集团中派系林立、互相倾轧。政治黑暗使众多士子失去了对朝廷的信心和对科举仕途的热情，越来越多的文人退隐乡野城镇，形成一个所谓“有闲文人阶层”。[①]与腐败无能的政治统治相对应的则是江南城市经济一片欣欣向荣之景象。生产力不断提高，手工业、商业迅速发展为明朝中后期的城市经济的繁荣发达奠定了基础。经济的发展, 商业的活跃, 带动城市的全面繁荣，文化也自然发达。江南地区文风蔚然，人文之盛居全国之冠。对于文人们来说，繁荣昌盛的商品经济创造了五光十色的城市生活，远比福祸莫测的艰险仕途更能提供充裕的生活保障，于是士大夫绝意功名，潜心书画。那些屡试不中的士子,历经宦海沉浮的官员, 在饱尝政治挫折之后，也纷纷加入此列，使文人画家队伍不断扩充。大批脱离官场的文人雅士闲居城镇, 成为市民阶层的一部分。他们把雅集宴飨、赋诗作画的文人情趣带入市井生活, 成为一时风尚。此外，这也带动了新兴的富商阶层附庸风雅的行为，富商买画多是追求风尚, 未必具有很高文化修养。他们虽然也效仿文人情趣，但并没有达到文人的心境, 因此他们所喜爱的是具有文人画面貌而又要适合自己欣赏品味的绘画。这种需求成为影响绘画风格变化的客观因素, 使得职业画家们创作了大量以商业为目的的作品。另一方面，文人们以画谋生, 成为市民阶层的一部分, 社会地位不高不低, 既与官吏富商有交往同时又为他们服务, 既能够享受较高层次的生活, 但又不能摆脱城市平民的身份。这样的身份地位决定了职业画家们关注的视点在于市民阶层, 在作品中描绘世俗生活是他们必然的选择。晚明时期，江南城市的社会风气日渐趋向奢靡, 富商巨贾的云集也助长了消费享乐之风的兴起，居处于城市中的文人更难免受到商品社会中浓厚的世俗趣味的薰染, 因此他们的绘画中带有几分世俗情调，不论是从主观还是从客观上讲，都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处于同一时空下的欧洲国家在政治、宗教、经济、思想、文化领域中也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欧洲的文化艺术“入世俗化”的原因与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种变化源于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所推动的市民社会发展。经历了近千年的封建主义桎梏和极端基督神学思想的束缚，这一时期的欧洲人需要的是一个非宗教的、世俗的生活理想与人生态度、需要对真理与知识的肯定、需要一种新的教育手段与教育内容、需要优雅而舒适的生活环境、需要一个属于本民族的统一和强大。而他们在基督世界之前的古代希腊、古罗马文明中发现了这一切，并以一种欣羡和感激的心态接受了这种文明的形式和内容，他们效仿并加以学习、利用古希腊、古罗马的哲学、科学、文化、艺术、法律等。但需要说明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人对古典文化的学习并不是要回到古代，更多的是为了汲取灵感，古为今用，从而“建立起适应社会发展的新的思想文化体系”。[②]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一直拥有绝对的权威，孔子一直受到统治者和普通百姓的顶礼膜拜。这种情形到明朝中后期出现了改变。明朝史学家、思想家李贽就指出，不应该以孔子的见解作为是非对错的标准，“千百年而独无是非者, 岂其人无是非哉, 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故非尝有是非耳”。[③]他认为孔子实际上不过是历史百家中一家, 没有理由一定要把他的言论当作是非的最终标准。要获得个性解放和思想自由，就必须打破孔孟之道及其变种宋明理学的垄断地位，冲破封建经典所设置的各种思想禁区。李贽把斗争的矛头首先指向孔子，指出孔子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话并不都是千古不易之理，不能以他的是非为是非，每一个人都应该自为是非。为了打破孔子提出的是非标准。在他编写的《藏书》和《续藏书》中重新评价了历史人物。

在明代市民学者眼里，神圣的灵光已逐渐消失, 他们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普通手工业者和商人的活动。这一时期十分繁荣的小说、戏剧, 竞相以普通的市井小民丰富多彩的生活和情感作为题材。对市井小民, 作者从容貌性格、言谈举止、价值观念都作了生动、细腻的刻画, 充分肯定了他们作为人的价值。

 

 

 

结  语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中叶以后,由于商品经济的较快发展,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日趋衰老的封建社会母体中萌芽，新兴的市民阶层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时也带来了价值观的转变。另一方面, 明朝统治者的集权统治, 尤其是对思想文化的钳制已经成为市民阶层价值观得以实现的桎梏, 两者之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虽然这个封建制度全面崩溃的时刻还没有正式来临, 但在这个制度内进行自我批判已经有了必要性。与此同时, 明中后期商品经济的繁荣, 治学印刷的普及, 则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比较充分的物化手段, 而此间西洋文明的输入, 又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凡此种种, 都在知识的准备上为这一时代思想敏锐的文化人进行历史反思提供了可能性, 正是这一切, 孕育并促成了明朝中后期市民文化的兴起，也直接导致了市民审美趣味---“世俗化”的出现。

   与中国明朝处于同一时空下的欧洲文艺复兴，则是一场更为深刻与彻底的变革。欧洲人在经历了封建教会势力的一千年统治后, 人们开始挣脱精神上的奴役, 被禁锢多年的古典文化又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并成为驱散中世纪的黑暗、建立新型的资产阶级文化的重要武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出现, 不仅动摇了中世纪的社会基础, 而且也确立了个人的价值, 肯定了现实生活的积极意义, 促进了世俗文化的发展, 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与宗教神权文化相对立的思想文化------人文主义。人文主义的特征首先在于它的世俗性。它肯定了人是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 要求艺术表现人的思想和情感, 要求把思想、情感、智慧都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因此反对神性, 提倡个性自由成为文艺复兴思想的精髓。

   16世纪的东西方虽然在政治制度、民族文化、思维方式上都存在巨大的差异，但“世俗化”这一审美倾向却不谋而合，从根本上讲，都是由于两者都在经历了或正在经历着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力的提高推动了意识形态的进步，从未导致了东西方具有相同旨趣的审美特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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