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晨晨 刘佳迪 钱颖珍 周佳颖

（浙江工商大学 文化产业管理系，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农村逐渐向城镇化发展，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村文化也发生了文化变迁。本文把文化变迁理论置于文化生态学的视野下，对宁波市农村文化的结构以其变迁进行实证研究，分析造成农村文化变迁背后的动力原因，以及变迁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关键词：文化生态学 文化变迁 农村文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进入新的阶段，经济迅速增长，物质水平不断提高，城镇化成为趋势，随着人口流动的加速，社会关系和结构也发生了变动。但与经济发展不相衬的是农村文化这几年没有实质性的进步，甚至出现优秀民俗文化流失，低俗文化泛滥的倒退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农村文化的变迁也折射着中国整个文化的变化。西方文化大多源自古希腊的城邦文化，因而其文化从开端便具有城市文化的特性。而中国文化则源自农村文化，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指出的“中国社会的基础是乡土性的”，中国的社会结构主体是农村，直到目前，农村依然是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组成。文化是形成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文化的变迁也源自其存在的环境的变化。本文便是着眼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社会巨变的背景下，对造成农村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进行探讨。

为了更好地对文化变迁进行研究，我们选取了宁波市镇海区、宁海县、北仑区的农村作为调研对象。宁波地处浙东，在越文化的长期影响下，形成了别具一格的地方文化。如宁海的宁海平调、十里红妆已被列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此外，宁波的经济发展迅速，随着北仑深水良港的开发，逐渐由内河城市向海港城市演变，发展成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并成为长三角五大区域中心之一和浙江省经济中心。由于经济发达，人口的流动性也较大，社会环境也更为复杂。由此带来的宁波地区的农村文化变迁现象更为突出、更具研究性。

当前，学界对农村文化的研究多集中在农村文化公共服务、公共文化政策对新农村文化建设的影响、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农村文化事业发展及农村公共文化体系建设方面，忽视了对农村文化变迁背后的动力机制的相关研究。我们认为，农村文化的变迁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生态的进化过程，文化与自然、经济以及社会制度发生着复杂的交互作用，并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文化的不断进化。因此，本文拟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出发，力图突破单纯从文化因素分文化变迁的不足，展示文化变迁之中文化、社会、经济等各因素之间的多向互动过程。

1、文化生态学理论

文化产生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也是某种社会环境的产物。文化与其所处的生态环境是分不开的，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互为因果。对文化的研究不能将其剥离生态环境单纯从其自身进行分析，而应将其放入其原有的生态系统内进行研究。

文化生态学的观点是由美国文化人类学著名学者朱利安•海内斯•斯图尔德于1955年在其理论著作《文化变化理论：多线性变革的方法》中首次提出的。所谓文化生态学就是对一个社会适应其环境的过程进行研究，它的主要问题是要确定这些适应是否引起内部的社会变迁或进化变革。但是，它还结合变革的其他过程来分析这些适应。[1]冯天瑜先生提出文化生态可分为三个层次；“自然环境”、“经济环境”（包括工具、技术、生产方式等）与“社会制度环境”（包括各种社会组织、机构、制度等结合而成的体系）。而在文化生态这一统一的系统中，“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诸生态层面不是各自单线影响文化生成，而是通过组成生态综合体，共同提供文化发展的基础，决定文化的大略格局和走向”。[2]

我们认为，按照文化生态系统理论，作为文化活动主体的人本身，也可以构成文化生态系统的因子，因而同样可以成为文化生态环境的组合因素。因为人既是文化的主体，又是文化的受体，某个个人或群体的文化创造活动，会作为环境的因素对他人产生影响。

2、文化变迁理论

文化变迁的内涵为：由于内外因作用而引起的一个民族或区域的文化结构性的变化。[3] 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提出了文化变迁的动力条件，认为“现存社会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方面是各种文化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文化和自然环境之间的互相关系；另一方面是个人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他在强调每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特殊性时，认为这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内部发展，另一方面取决于外部的影响。[4]

根据文化生态学和文化变迁理论，我们认为造成文化变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在文化生态这一统一的系统中，自然的、经济的、社会的诸生态层面不是各自单线影响文化生成，而是通过组成生态综合体，共同提供文化变迁的基础。自然—经济—社会这一整体对文化的作用力以及其相互之间影响下后共同作用于文化，可成为文化变迁的外部动力。而被影响的文化和生活在文化中的人本身也作用于文化，这种作用力可作为文化变迁的内部动力。

 

    我们通过发放问卷、实地考察、入户访谈等方式对宁波市宁海县、北仑区、镇海区进行调查研究。通过我们的调查分析后，得出宁波农村文化变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生活观念的变化

生活观念的变化的一部分原因是由经济条件决定的。过去，因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对生活最基本的问题是解决温饱，而现在，温饱已经不再是人们的唯一要求。根据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们在满足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后，会转向对更高层次的需求，在求富裕、求平安的同时，也希望获得精神文化上的满足。在我们的调查中，75%的人表示自己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愿意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丰富自己的文化生活。

但是生活观念在不同年龄段上存在较大的不同，相对来说，越年轻的人越愿意接受更高层次的文化消费。在我们走访镇海骆驼欧尚广场附近时发现，来看电影的观众基本上为年轻一族。与之相对，年老一代的村民的消费文化意识相对薄弱，大多数村民有钱宁愿储蓄，一生的精力与积蓄主要用于家中的红白喜事、逢年过节、建房、子女教育和防医防病防老等几件大事上。

2、生活方式的变化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过去在农村集体娱乐活动主要集中在节假日民俗活动上，现在大部分农村人的休闲方式变为看电视。

但是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文化设施相对滞后，文化活动明显不足，造成了当地农民的文化活动相对单调。平时他们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忙于生计，有限的闲暇时间，特别是逢年过节，当地农民的大部分时间也消耗在了打牌、打麻将这些娱乐活动上。

3、群体性质的变化

我们都知道，农村的社会纽带是血缘关系，是典型的“熟悉人”社会，而现在随着农村人口的流动，原本依靠血缘关系维系的“熟悉人”社会被打破， 一方面是越来越多人出走农村，留下的是不愿离开故土的老一辈人，而能够给农村文化注入新活力的新一代年轻人大都背离了农村，选择了都市。

另一方面是外来人口的涌入。宁波市经济强市，存在很多的中小型企业，外来打工人口也具浙江省前列。外来人口现象最突出的是北仑区，北仑区是宁波市的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GDP产值一直位于前列，许多大型企业将工厂设在此处，因此北仑区外来人口众多。据北仑区政府的统计数据表明，截至2013年末，北仑户籍人口总户数144127户，总人口358402人，本地人口与外来人口比重达到1:1.5，[2]外来人口中，安徽、四川、河南省份人所占比例较大。在北仑区的银杏社区，政府打出“第一故乡，第二故乡，都是创业之乡；本地人，外地人，都是一家人”的口号。但是外来人口与本地人的生活方式、文化理念依然存在着明显差异。

本地人口的离去与外来人口的涌入使得目前宁波的农村社会处在一个人际关系相对复杂的社会，有“熟悉人”社会转而成为“不完全陌生人社会”。既保留了原始农村的邻里关系，同时也被迫接纳了许多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4、传统民俗文化的变化

农村民俗文化是农村人群在长期的共同生产实践和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并世代传承的，可以说传统民俗文化是农村文化的根本。在农村文化变迁过程中，传统民俗的变化是农村文化变迁中最为突出，也是最为重要的变化。具体体现在春节、端午节等一些传统节日的方式改变以及其他民俗文化如婚嫁民俗等有所变化。

宁波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发展都深刻影响着婚俗的演变，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婚俗的演变一方面反映出宁波各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合八字，看属相，配五行这些旧风俗逐渐在农村成为历史。而婚礼的形式也趋于多样化，一改单一俭朴的形式，出现求婚、订婚、婚后度蜜月等新式礼仪。但另一方面婚礼的奢华之风也席卷农村，讲排场，摆阔气，攀比财礼等现象也极为普遍。不过，虽然在社会发展中婚俗有所变化，但像办酒席、选吉日、办嫁妆等习俗都沿袭至今。

春节是中国最重要的节日，但现在许多过年时的风俗已经渐渐淡出我们的视线，掸尘、走亲戚、做年糕逐渐在农村消失了，水磨年糕也只能在超市购买。年轻的一代多不愿意走亲戚，取而代之的是逛街、看电影、度假等新的过节方式。

 

如上文所述，文化变迁的动力来自多方面的因素共同作用，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要有哪些方面对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1、经济环境：

宁波是长三角五大区域中心之一、长三角南翼经济中心和化学工基地，是中国华东地区的工商业城市，也是浙江省的经济中心。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宁波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显示出巨大的活力和潜力，成为国内经济最活跃的区域之一，其经济发展速度更在全国前列。宁波经济最突出的是港口经济，宁波港是具有7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港口，通过近些年的发展，宁波港已经发展成为年货物吞吐量近5亿吨的国际大港，宁波市也成为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据宁波市政府公布的数据，2013年宁波市地区生产总值7128.9亿元，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1729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0534元。[3]

良好的经济环境使得宁波市农村经济遇到较好的发展机遇，也为发展优秀文化提供了物质基础。但与此同时，我们应看到经济化的背后是对文化的漠视，人们过于追求经济的增长，而忽略了对文化的关注，导致一些传统民俗文化无人问津。人们越来越关注经济的发展，注重以提高经济效益为目的的劳动，渐渐淡化了传统民俗文化的继承与发扬，传统民俗文化渐渐被农村所淡忘。

2、其他文化

这里所指的文化主要为外来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影响。一是指由外地打工者带来的外地文化，二是指以城市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

随着外来人口的涌入，也带来了原居住地的文化，地域差异使得两地文化存在差异，文化上的差异势必会影响宁波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在我们的实地走访了解到一些外来人口较多的社区会考虑到外来人的风俗习惯，在一些特殊的节日进行一些文化活动。这些外地文化同属于中国文化，有相通之处，在宁波农村文化的发展和适应过程中，这些文化更容易融入到当地原有文化中。

而以城市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对农村文化造成的冲击更为明显，包括西方文化、网络文化。城市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主流，因为城市的物质水平、生活条件等各方面均高于农村导致农村人对城市的向往，对城市文化抱有不抵触反而更愿意亲近的心态。城市文化等其他形式的主流文化塑造着具有不同文化区域的大众的文化身份，各个地区的特色文化也必须服从于外来文化的大潮，这样，在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不断流动变迁的现实语境下，本来极具地方特色的文化样态得到同化。该地区原以用来区别他者而保持自己独特本性的“民俗文化”或“原生态文化”的文化身份被消解。

3、社会结构

首先是中国整个社会环境的大变化。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变，处在快速转型期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个鲜明特点：两重性和复杂性，即社会优化与社会弊病并生、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共存、社会协调与社会失衡同在、充满希望与饱含痛苦相伴。[5]社会变革既加速社会的阶层分化，又造成了两极分化，同时在社会转型期中由于快速发展也带来社会心理整体的浮躁和空虚。

其次是宁波农村的社会也发生了变革，一方面表现为传统农村社会的家庭结构解体，由原来的几代同堂变成独门独户，年轻人的出外打拼也留下了更多的空巢老人独守在家。另一方面宁波农村的群体性质发生变化，如前文所述，宁波农村社会从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熟人社会中，人与人依靠于亲情友情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一张巨大的关系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建立在情感交流，邻里之间的互相关心，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理维系，即通常所说的“人情味”。熟人社会里，一般没有明确的严格的规章制度，村民的行为主要靠习惯、风俗、伦理道德等非正式手段来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和行为。在陌生人社会中，之前维系人与人情感的血缘关系式微，而利益关系渐渐突出，成为人与人相处交往的准则。但是处在转型期中的宁波农村并没有完全的“陌生人化”，夹杂在“人情”与“利益”之中。加之有地域歧视等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更加复杂。

4、人

作为文化活动主体的人，在文化的影响下被塑造，也在影响文化。老一辈人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成长，固守着传统文化的习惯和观念，他们是主要的劳动力，也是主要的社会力量，因而他们的文化观念是整个农村文化的主流。但传统的农村文化在当下的农村生活中随着年长者的逐渐逝去而退却，失去了原有的影响力，甚至导致农村出现文化危机和文化边缘化现象。

与此同时，新一代年轻人力量渐渐崛起，成为社会的主体。年轻一代文化渐渐取代了年老一代的文化成为主流。年轻人的价值观念受到农村传统文化的影响，也给农村传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甚至改造了原本的文化。年轻化、个性化等现代观念被注入到农村文化中。最明显的是网络文化的进入。网络文化起源于网络的兴起，网络是近些年来逐渐占据人们生活的新事物。由于农村的老一辈人的知识水平不高，对新事物的接触能力很差，加之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有很大不同，年老一代人对网络文化的接受度很低，但是在年轻一代中，网络成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网络文化也极大地影响了新一代人的生活观念，尤其是90后，00后的青少年们。农村青年对网络的应用在打破其传统思维定式的同时，也在逐步形成一套新的文化交流势态。

  

综合来说，宁波农村社会文化的变迁，来源于外部环境，也来源于其变迁的内在动力。外部动力的各因素可统称为“社会变革”，社会变革本身便包含了经济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变化。社会变革最主要动力来自于经济环境的变化，同时受到政治等其他方面的影响。社会变革作用于文化，使之发生变迁，而由社会变革影响产生的新文化态势也在影响着社会的变革图景，故而文化变迁也是整个社会变革的一部分，或者说社会变革过程也包含了文化的变迁过程，尽管变迁的速度和规模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变迁图景”。[6]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变迁图景”最明显的特点则是农村文化由原来相对封闭的状态转为较为开放的文化生态系统，逐渐成为多元文化形式共存的局面。但农村文化价值也在以物的现代化诉求中遭遇整体贬值。

内在动力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农村文化相较其他文化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遭遇“强势文化”的冲击后，强势文化能够取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时候，“弱势文化”就开始审视、怀疑自身的力量，从而在内忧外患的双重挤压下主动发生变迁，以达到一种“互动式平衡”。[7]另一方面，作为文化主体的人也在影响着文化。经济发展等因素也使得稍微有点知识与素养的农村知识人呈现集体对农村的逃离，农村文化便失去了产生与传播的主体，导致农村社会文化的空心化。不得不承认，农村文化中存在许多落后的、低俗的文化，造成农村文化始终无法处在文化的主流，以及部分人对农村文化的偏见，甚至导致农村人自身对农村文化的焦虑或农村身份的不认同。这种偏见使得部分人希望摆脱农村文化的影子成为城市人，也有部分人则寄情于农村文化自身的转变。另外，由城市返回农村人不自觉的加入到农村文化的变化过程中，自己在外接触的其他文化被不自觉地带入到自己原先生活的地方。

 

1、文化交流出现信息失衡

农村相对城市，地域上较为偏远封闭、经济上较为贫弱，政治上也较为梳理，导致农村社会处在相对弱势地位，使得农村文化在与他文化的互动之中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以至于农村文化处在不对等地位，甚至被排斥到现代文明之外。这种情况的产生一部分是由于大众媒介的传播造成。中国进入现代化社会以来，大众传媒事业也迅速发展，大众媒介所传播的几乎都是城市文化、都市文化等主流文化。农村文化较少出现在大众传媒上，即使有，也常常是一些负面形象。一方面大众媒介对城市文化和农村文化的不对等传播和不对等评价，加速了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文化不对等；另一方面城市居民接触信息的渠道多样化，而农村百姓的接触渠道则较为单一，主要依靠于电视。信息来源的反差也使得城市与农村之间出现信息失衡。

2、民俗文化面临淘汰

农村文化有很多产生与原来的农耕时代，适应于当时的农耕文明，而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农村城镇化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一些依托于原有的农村体系的文化有可能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面临淘汰的危险。部分农村文化可以加以利用，借助文化产业化使其重新焕发生命力，但仍存在一些文化产生的经济价值很小，只有被淘汰。失去了这些文化，农村文化能否得以保持其原有姿态不能确定，而在农村文化被不断淘汰中，是否会消去农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界限，趋于相同而失去农村文化的特色，也不免令人为之隐忧。

3、城市化进程遗落乡土文明

宁波是经济强市，却非文化强市，纵使近些年来宁波逐渐重视文化，但是在过去的农村建设中，过分追求经济效益，过分重视发展经济，而忽略了文化的传承与保护，导致目前宁波处在“有钱没文化”的尴尬境地。宁波不缺文化，宁波有许多优秀的传统民俗文化，宁海县平调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十里红妆”也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波朱金漆木雕、奉化布龙、象山剪纸、船模艺术、泥金彩漆等传统工艺。但是这些所凭依的传承人正在逐渐消失，许多传统技艺濒临消亡。

4、农村传统文化的价值被忽视。

处在社会转型期中，大众缺少普世价值观的引导，目前社会也在进行价值观的重构，但是却普遍忽略了农村文化的价值，而是以城市文化、都市文化作为探讨的对象。而且大众对农村文化存在一种偏见和排斥，使得农村文化的传播更为艰难。但是摈除农村文化中的一些弊端，农村文化具有很大的价值，比如传统农村文化中的待人接物的态度、知行合一观念、自强不息的精神、重义轻利、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等。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和发现农村文化，找回被遮蔽的农村文化价值。

 

文化变迁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文化适应的过程，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文化变迁能够使文化重新焕发活力。但是在文化变迁过程中，作为活动主体的人应该处理好城市文明与农村文明的关系、现代与传统的关系、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关系。保护文化的根本问题是重新文化有活力，有生命力，需要探讨的是农村文化如何适应当代文化，创造出新的农村文明。

 

参考文献：

[1] （美）朱利安·H·斯图尔特著.潘艳，陈洪波，译.文化生态学[J]．南方文物，2007，(2)．

[2]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 中华文化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3] 江金波.论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发展与新构架[J].人文地理，2005，04

[4]（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著. 王炜，译. 文化模式[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01

[5] 郑杭生.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社会的几个显著特点[J]社会科学研究，2008，04

[6][7]王国胜.论传统乡村社会文化变迁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J].农业考古，200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