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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疫情应对中的文化哲学视域:文化自信的路径依赖(节选)

发布人:万融期刊中心 浏览 316 次【字号 】 发布时间:2020年12月7日 打印本页

    
吕斐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信息科技学院, 广西桂林  541004)
 
摘要:这次新冠病毒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一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对我国社会影响之大远超想象。我国在应对疫情中既取得了阶段性成果,同时也暴露了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从根本上看仍然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冲突和矛盾体现。本文试图从传统传统日常生活的结构开始,进而将思维延伸到在全球化浪潮中的传统文化转型问题,以期能够对疫情从文化哲学的视域中分析现实、总结经验教训,反思当下日常,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力,探索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生成的路径依赖。
关键词:日常生活、文化转型、文化自信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结构

    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所依赖的社会经济形态来看,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农业文明,自然有其相对应的经验性、自在性、封闭性和人情化等特征。这些特征并不是中国农业社会所独有。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西方文明包括古埃及文明同样带有这种明显的烙印。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历次抵御社会变革中所表现的顽固和稳定性远超其他同类文化。有鉴于此,我们在考察传统文化的生成和特征的同时,必须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世界当中,回到传统文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乡土社会,力求对其有一个新的批判性的认知。

1、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的特征

    中国是农业文明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为传统文化机制和日常生活提供了相对完整的结构模式。“在中国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都是建立在农业生产的基础上的,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2]。中国传统文化即是中国乡土社会所滋生的一系列日常生活世界的生活经验和模式。它主要体现在中国人的婚丧嫁娶、家庭伦理、衣食住行和人情往来等日常生活的形式。
    “自然、稳定、惰性”,费孝通先生曾这样定性中国传统日常生活,它准确地概括了传统文化在历史中形成的主要特色,在今天的中国人身上仍然可以看到这一特征的明显遗留。他就此特征深刻地指出“在一个乡土社会中生活的人所需记忆的范围和生活和在现代都市的人是不同的……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的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但个人不能背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就是他的父母之邦。”[3]。故土情深,故乡构成了中国人恒常的精神眷恋。不管他走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叶落归根,入土为安”构成了传统中国人的稳固认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耕秋收,四季农事,被中国人安排的井然有序,人们在其中生活如同万物的存在一样自然简单。他们日常生活世界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了大地和自然本身,也天然地具有农民无法克服的某种怠惰。自然的、经验的和自在的乡土文明,构成了中国农民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机理,同时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多样性的兼容并蓄的的中华文明。

2、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相对发达

   从中国的农业社会发展的历史中,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显而易见。构成这种稳定性的来源主要有两个角色:农民和土地。两者的结合不仅仅代表着一种生产方式,也是解读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直接对象。斯宾格勒在其大作《西方的没落》中写道“自原始时代起,农民就牢牢地守在自己土地上,用延续的血脉坚守着这块地盘。他既是祖先的后代,又是未来后代的祖先,他深深地扎根于土地之中。”[4]农民身份的“稳固性”特质可见一斑。“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中国传统农民生活方式的真实写照。他们把自己的命运和土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祖祖辈辈对土地抛洒汗水,然而又这一切的获取取决于“上天”的恩赐。所以,长期对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尊崇逐渐形成传统日常生活的内在心理模式。自然,自在,经验和情感的交织构成了中国人发达的日常生活世界领域。
与发达的日常生活世界相比,中国人在非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创造也硕果累累,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宝贵财富。在中央集权的一整套管理机构运作模式下,逐步形成了与其相对应的非日常生活领域机构;中国人在文学、绘画、雕塑和音乐等塑造民众精神的人文艺术领域取得了非凡成就。它和发达的的日常生活世界一起构成了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文化特征,也是我们研究传统生活世界,确信文化自信道路的重要途径。

3、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构图式

在分析中国乡土社会的特征时,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传统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领域共同构成的稳定“异域”:一个太极图式的闭环,一幅亘古以来自然自得的生存图景。中国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图式也以此为构成,形成了以重复和稳定为主要特征的结构图式。
首先,日常生活世界的重复性和自在性。从人类文明史发展上看,自发的实践活动在人类的劳动历史上是最基础的的活动。人们根据经验,可以不假思索地重复昨天的生活。在自然经济中,以土地为主要劳动对象的活动对智力的要求并不高,其中经验占据绝大部分,相对比较容易模仿和学习。古往今来,中国人在此种经验主义的支配下顺应天时,安身立命,自然无为。传统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结构图式因此具有经验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双重内涵,它是一个由传统、习俗、经验和常识等构成的自在图式。在此基础上,生存本能、经验主义和血缘关系三者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中的超稳定基础。
其次,自发的调适系统:伦理道德。维持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社会,仅仅靠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不能解释传统文化模式的稳定和持久性。在中国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一代又一代人繁衍生息,开荒拓土,耗尽自己的一生。在单调的,重复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依然创造了奇迹:它几乎养活了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在奇迹的背后,是中国人如交叉的宗族和家庭意识,而政治系统不过是血缘关系的放大而已。儒家由推己及人出发,进而发展出“己欲立而立人”的观念,希望从个人开始,层层递进以达到天下的安宁。在这个体系中,亲缘关系是最基本的生物属性也是最基本的伦理关系。从最亲近的骨肉关系开始,由近及远,关系延伸到宗族、乡里和类亲缘的团体,渗透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简而言之,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基于血缘关系之上的“人情社会”。“中国传统文化下的‘人’是社会性的德性个体,是各种人伦关系厘定的人”[5]。在人情面前,人们往往牺牲原则、正义、平等和公正等一系列化的理性化的特质。人和人之间的连接看起来如此紧密,个人既不能孤立也不应当孤立。个人和集体往往交织在一起,一个人不需要多余的思考,他首先要做的事情是从提升自己开始,首先照顾到周围的亲戚朋友,然后再是更大范围的人群。所以在这个集体中反思、质疑和批判的声音相对较少。比如此次疫情中对医院专业人士的警示的态度,仍可以看出传统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烙印。在传统的伦理道德体系中,个体往往顺从于整体,他大部分时间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时刻要个人约束,理解自己作为集体的一部分,必须与集体保持一致。
最后,不断自我强化的精神支柱。在中国传统的日常生活体系中,道家和儒家共同构建了大部分民众精神生活的全部。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有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地方:它不是借助于宗教而是积极投身于现实的人世。儒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进取姿态,以“仁”为人生进击的最高境界;而道家清静无为,淡漠名利,知足常乐。一方面,民众可以发奋读书,博取功名,达到光宗耀祖的目的;另一方面,民众可借由道家的学说,回到田园诗般的精神生活世界。盛世重道而乱世借儒,国家治理模式犹如中国人依靠的两个方向,开创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不曾中断的文明模式。
综上所述,传统文化强调其自然的、经验的、稳定的结构。至今,它在中国的乡村日常生活中仍是相当顽固的存在。但在城市化进程中,由于传统文化本身的稳定特性,城乡二元格局至今仍然是一个函须解决的问题。如斯宾格勒指出的那样“城市与乡村的区别不在于城镇表面的奇异之处,也不在于聚居规模的大小,而在于一种心灵的存在”[6]此次疫情的爆发恰逢中国春节,大量城乡人口的快速移动,病毒也随之被携带、大面积的传播。这种春节期间的人口流动实质上指向的是城市和乡村的矛盾和冲突。已经进城的人,心灵仍在乡村的土地上流浪,仍封闭于自己的小空间。中国人理想的生活方式,只有自己种养的才是最安全的,只有自然的才是最有营养的。尽管2003年的非典给社会造成了重大损失,但未能阻止他们迷恋野生动物的原汁原味。城市和乡村的错位认知,现代生活的抗拒和抵触,不仅导致了中国的城乡二元格局,而且给城市化进程带来了重重阻力。

二、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和批判

     近代以来,在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首当其冲。对传统文化的自大日益转向为质疑和激烈的批判,特别是随着“五四”运动的开始,国内学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达到了新的高度。文化保守主义、文化激进主义渐渐形成社会思潮,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这是中国第一次向现代社会转型付出的艰辛探索。而新中国的成立和改革开放的决策,让中国社会的再次转型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随着时代的变化发展,中国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任务仍没有终结。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再次深度结合,孕育出中国现代强国之路,中华民族腾飞之翼;如何完成传统文化在全球化信息浪潮中的转型和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1、近代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批判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人由自大转而自卑,由屈服转而笃信。直至今日,我们再度面对传统文化这个恒久的命题时,“所要完成的任务不是保存过去,而是拯救过去的希望。”[7]
首先,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批判。比如梁启超、章士钊、梁漱溟等代表人物。其中,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比较具有代表意义。在这本书中他对中国人的传统生活方式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区分。第一,物质生活方面。中国人的世界观是知足而安乐的。大部分人“很安分知足,享受他眼前的那一点,而不作新的奢望,所以其物质生活始终是简单朴素,没有那种发明创造……西洋近百年来的经济变迁,表面非常富丽,而骨子里其人苦痛甚深……盖我们的幸福乐趣,在我们能享受的一面,而不在所享受的东西上—穿锦绣的未必就愉快,穿破布的或许很快乐”[8]。;第二种,社会生活方面。西方人靠理智,而中国人用直觉。西方人处处有个“我”,而中国人在父子、兄弟之间是没有这个“我”的,所以,中国人很少感知到真正的“孤独”;第三种,精神生活方面。中国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念,淳厚礼让的生活态度,强于西方人。但在精神生活上则“情志一边的宗教,本土所有,只是出于低等的动机的所谓祸福长生之念而已……知识一边的科学简直没有。”[9]显而易见,保守主义对传统文化具有一定的辩证主义精神,对于当下的我国社会仍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其次,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对传统文化的认知和批判。相对于文化保守主义,激进主义的批判是猛烈的,完全把传统文化视作与现代性完全对立的范畴,在“五四”时期达到了巅峰状态,是时代精神的象征之一。代表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和胡适等。陈独秀认为中国文化上的落后是引起中国政治及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在1919年5月,《新青年》出版“马克思主义专号”,宣告了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而“五四”运动,则是中国从思想和观念上走向现代化的真正起步。在“拿来主义”的激进狂潮下,中国甚至一度兴起废除汉字实行字母化的运动;另一个代表人物胡适则以西方的科学、民主和自由为武器针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他在《中国文化的反省》指出“西方近代文明的精神方面第一特色是科学。科学的根本精神在于求真理……求知是人类天生的一种精神上的最大要求。东方的旧文明对于这个要求不但不满足他,而且常想制裁他,断绝他”[10]。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的现代意义上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发出有力的声音,正如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所写“一旦现代化进程开始——即一旦一个醉心现代化的知识分子核心在政治舞台上出现,要阻止或逆转这一进程,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十分困难的”[11]
从上述问题可以看到,中国文化转型的道路既不可能是完全的排外,也不可能是全盘西化的道路。但在当下变动不居的日常生活世界终将代替中国传统的生活样式。“在现代社会的变迁速度和广度来看,不论多么静止不动的地方也开始像赫拉克利特许久以前所说的,所有的一切都在流动”[12]。此次疫情的发生背景,恰逢中国春节返乡大潮。从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们看到的仍然是现代和传统日常的对抗。一方面,现代化的进程让大部分人离开故土不得不来到城市,然而另一方面是“不但个人不常抛井离乡,而且每个人住的地方常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与斯,死于斯’的结果必是世代的黏着”[13]。当然,我们不能完全把这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缺陷,更无权去指责回归乡土的民众。但是在客观上,本次疫情爆发后人员的大幅度流动加剧了全国的疫情。
除此之外,中国传统的文化还有众多的标签。但总的来看,自然性、给定性、稳定性和怠惰型是其显著特征。支配中国民众日常生活仍是重复性的思维和实践模式,这也是我们反思2003年非典和今日之新冠病毒的根据所在。在一个经验、习俗和习惯构成的世界中,我们尚未培养出一种真正理性和批判的思维。很多人包括政府官员仍停留在模仿和类比的日常生活图式,解决问题的路数也如出一辙。“一年一度,周而复始。前人所用来解决生活问题的方案,尽可抄袭来作自己的生活指南。愈是经过前代生活中证明有效的,也愈值得保守。于是‘言必尧舜’,好古是生活的保障了”[14]。从2003年抢购板蓝根到这次抢购双黄连事件,传统文化中缺乏的理性和逻辑的那一面仍值得我们警惕。有鉴于此,必须进一步加强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加强大众的哲学教育,改变以过去为定向的生存态度。

2、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冲突和批判对象

三、文化自信的路径生成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写道“对于现存的国家来说,其命运的决定因素不是国家整体的理想使命或国家结构,而是它在国民内部的权威。光靠物质手段并不能使这种内部权威维持,而只能靠国民对国家的信念来维持”[28] 。文化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基,是与自然界的达成。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围绕着“人的生存方式”这一问题演化出了文化哲学的深层逻辑。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始终贯穿着的是人的自由、解放,和最终的全面发展。所以,从文化哲学的视域中研究文化自信的路径生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发展的重要范式,对重大疫情的哲学反思也是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应用范畴,是我们文化自信的理论依据。

1、建立日常生活批判的重构图式

   马克思认为:“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9]。这个批判的原则必须运用到我们考察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30]所以,坚持“以人为本”的思维把握文化发展理念,要把人民作为文化价值评判的主体。中国近些年在日常生活领域获得的成就,在非日常生活世界领域中文化、艺术、哲学等领域的发展,是中国人在全球化浪潮中生活的一个缩影,也是改革开放多年的发展成果。所以,现代化应该是我们在现代的本土经验,它不是在传统文化之上的西方想象。文化的转型就是要站在本国人民的立场运用批判的手段和辩证的方法。
    首先,破除传统日常生活结构对个体发展的束缚。吉登斯就此写道“现代社会的特征总是与传统作对。但是,在生活的许多领域,传统都是坚持不懈的,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31]只有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针对个体创新和创造的阻碍思维,才能真正把民众能量释放出来,为整个现代社会建造快速通道。在这次疫情中暴露出的诸多问题,比如封门、挖路、打人等现象本质上既是传统日常生活的残留,也是现代社会生活转型期的阵痛。
其次、尽量避免极端和异化的认识及结果。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中,我们应该看到异化的现象是如此普遍,几乎存在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智能手机的普及,技术的革新速度无疑加速了这一异化现象:我们不是这个技术的奴隶就将是另外一种技术的奴役。但仍应清醒地认识到,正是“由于机器的缘故,人类的生命才显得更加宝贵,而工作的伦理意义也值得重新思考。”[31]异化现象虽然无法克服的后果,无法避免,但仍可运用文化的力量进行缓冲,尽量减少其消极影响。

2、社会文化转型的重构图式

   中国社会文化的转型一方面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结构和非日常生活结构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应该意识到传统日常生活世界的巨大惯性不是轻易就能改变的。它需要几代人付出艰苦的努力,不断摸索才能建立起一种有效的途径和模式。
首先,日常生活领域的批判:任何文化都必须关注“人的生存”。中国人的传统日常生活是在一个庞大绵密的以血缘和宗族为纽带的网络之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需要法律的界定自然呈现出一定的差序格局。一方面,中国人的生活最具有人间的烟火气息,个人很少有失落孤独之感;但另一个方面,个人的生活受困于众人的监督之下,人情之重往往超过法律的约束。生活中崇尚的是“忍”,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过度依赖,个人和集体的界定模糊,让中国人很难理解现代工业社会中的个人自由,让整个社会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创新和驱动力。
其次,非日常生活领域的批判:中国人的生活美学。在封闭期间,《王者荣耀》的峰值DAU在1.2-1.5亿之间,即使是《和平精英》也维持在0.8-1.0亿之间,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手机娱乐的渗透力和黏着性,信息社会的碎片性让现代人精神的无聊达到了一个新的可观测峰值,非常值得警惕和反思。很明显,解除一个人的精神无聊状态,唤醒对生活的热爱,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有魅力的部分。中国人对生活的审美不是工具的绑架,而是顺应自然的造物。比如中国历法中的“二十四节气”的诗意,“共话桑麻”的气息,我们随着自然的脉动有规律地安排生活。诗词歌赋、亭台楼阁、天地人神,五行八卦、人伦欢愉,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之美,精致与合理,唯美和尊严是中华文明恒定持久的重要原因。
    其次,全面推行素质教育。最好的教育是人的自我教育。儒家以“仁”为核心,进而层层推于天下。素质教育的实质仍然是让人做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君子”:重视实践能力和理性思维的养成。对这次疫情而言,它能增强科学防控,避免恐慌,引导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理性面对。当然,理性不是凭空产生的,它的树立与素质教育息息相关。中国人主张的“谨小慎微”和西方人的“内在的紧张”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自我的期待和自我的监督。“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仍然应该是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所以,加快推进素质教育步伐,逐步减少、摆脱应试教育带来的负面影响,实质上是把中西教育理念结合起来,把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结合起来。

3、文化自信的探索实践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没
(P 41)
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2]将文化自信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单纯的经济发展肯定不能解决中国的全部问题,文化自信是发展的必经道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於利”。文化自信是思想的创新和发展,是大义所在,是避免人过度异化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增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意识,构建现代的中国文化,将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最复杂的变革,是全球化浪潮下的自主选择与文化重构的道路探索。

首先,中国文化的转型是全球化浪潮中的自我选择和认可。显而易见,今天任何国家的发展都不可能逃避现代工业文明的逻辑。我们的文化发展也是这个逻辑进程中的一环。客观来看,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传统文化有可能在某个时期处于被边缘的位置,但这是暂时的。全球化不是西方化,不是欧洲中心主义,更不是任何国家的单方面进程。“现代性,从其全球化倾向而论,是一种特别的西化之物么?非也。它不可能是西化的,因为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世界相互依赖的形式和全球意识。”[33]在这个新的文化生产过程中,一种新的文化逻辑将产生,正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民族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是民族的。全球化不是趋同,而是文化重构,对中国传统文化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文化的转型并不是要取代现代工业文明,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也不是对传统的单纯固守和坚持,而是一个动态的兼容并蓄的过程,是在全球化浪潮中争夺话语权和主动权。人类正在走向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它以消除不平等为内涵,以宽容和国际文化对话为特征,以全球调控为宗旨,以可持续发展的地球为发展目标。这次的新冠病毒已经深刻地证明了人类必须合作,抛却地域成见,狭隘的民族主义,求同存异,才能取得抗疫的胜利。
其次,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体系是一个开放的、不断进取和整合的理论体系,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和全球化浪潮下的主导文化精神,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构成要素。在这次疫情中,不仅是中国人,而且是全世界都被纳入了一个模式,那就是如何应对当前的病毒模式。人类的命运被裹挟在小小的病毒当中。人类必须抛却成见,存异求同,把人们的健康放在首位,在此之上形成一个新的命运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类似于中国人认识的“天下”,每个人不分种族、信仰都是大宇宙中秩序的一环。国人以“良知”对天下,对个人提出了更高要求,君子“慎独”。所以“四个自信”归根结底是我们的文化自信,这也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给出的重大命题的意义所在。弘扬传统文化精神,推动文化资源的整合和创新中,必须把发力点放在中国的文化精神的培养上,“只有精神才是人的真正的本质,而精神的真正形式则是能思维着的精神,逻辑的、思辨的精神。”[34]唯有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价值转化为现代中国文化要素,才有可能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中整合资源,把主体性、创新性和契约型等核心价值纳入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体系当中,避免过度激进的文化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利用社会主义制度效能和治理体系,发挥制度威力,发扬务实精神,逐渐探索出实现国家软实力的新路径。
最后,文化的转型实质上是文化自信的树立,是全民族道德、理念和精神境界的全面提升。在以信息和技术为中心的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新的文化模式正在生成,它具有某种性质的超越性,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家和民族,也不隶属于某一个文化,而是有其自己的逻辑和规则。“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有普遍形式的思想”[35]。同样,人类的文明发展也不是一个单向的思路,不是一直“有”的过程,也要看到“无”的作用,这是传统文化中独有的智慧。中国人讲“天下为公”“天道好还”“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文明的吐故纳新。近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步履蹒跚,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传承由怀疑进而扬弃,由冲突走向调和,由接触走向合作,越是融入全球化越清晰地感受到坚持自我的重要性,也有力地证明了华夏之道的永恒。
“我们正处于世界历史这一伟大的转折时刻,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命运都将带领我们前行,区别只在于,是我们主动地跟随命运的步伐,还是被动地任由命运带领着前进。”[36]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必须从外界的变化中主动认识自己,准确界定自己,从而强大自己。正如汤因比所说“世界还是要统一,而惟中国民族的史上有次经验”[37]。当然这里的“统一”,我们可以理解为中国天下精神的一种文化自信,是和世界各国携手共同抗击病毒的人类共同体意识,也是我们文化自信的路径判断。
 
参考书目:
 
[1]、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M],程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83页。
[2]、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页。
[3]、费孝通:《乡土中国的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21页。
[4]、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韩炯编译,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86页。
[5]、李瑜青等著《人本思潮与中国文化》[M],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页
[6]、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韩炯编译,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78页。
[7]、安德鲁·芬伯格:《可选择的现代性》[M],陆俊、严耕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8]、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第2版,第155页。
[9]、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商务印书馆,1999年7月第2版,第157页。
[10]、胡适《中国文化的反省》[M],华东师大出版社2013年9月版,第316-316页。
[11]、《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12]、哈罗德·伊罗生:《群氓之族》[M],邓伯宸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39页。
[13]、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14]、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0-51页。
[15]、杜君立:《现代的历程》[M],上海三联书店,2016年版,第623页。
[16]、《启蒙辩证法》[M]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12-113页。
[17]、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3页。
[18]、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M],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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