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的启示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从“历史意义”的角度来看，此言诚然。历史之所以有“意义”，不是因为它是“过去的”，而是因为它是“现在的”。·换言之，一方面过去的历史事件的意义在于它对现在发生的现代事件的影响，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过去的历史事件的意义也只有在正在发生的现代事件中才能得到证实和理解。

黄仁宇先生的著作(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就是从这种历史解释学的角度出发，既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来检讨中国历史的得失，又从中国历史的特征来分析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曲折.条分缕析，鞭辟入里，使我们对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现代化都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一、中国历史特征的形成

从现代化的视角来看中国的历史.也即中西方历史之不同，其最大的特征就是早熟的政治统一。黄先生说:“中国在公元前二二一年，也就是基督尚未诞生前约两百年，即已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并且此后以统一为常情，分裂为变态(纵使长期分裂，人心仍趋向统一，即使是流亡的朝庭，仍以统一为职志)，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现象。我们也可以问，以欧洲人才之多，何以不曾在公元前后.同样由一个地方较偏僻，交通也不是顶便利的国家(有如波兰或保加利亚)作主，以几代的经营，打败英、德、法、意、奥和西班牙的联军，并吞他们的领土.断绝他们各国皇室的继承，并且将各国文字划一为一种共通的书写系统?这事不但在两千年前不可能，即使两千年后的拿破仑和希特勒都不敢存此念头。”①

事实上，中国历史的特征与中国社会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密切的联系。地质学、气象学和考古学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就揭示了中国这种早熟的政治统一的秘密。

首先，中华文化发扬于黄河流域.黄河通过铺盖着华北几省的广大黄土地区。土质松疏，深度经常达一百尺至三百尺。因此黄河是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含沙量平均达百分之四十左右。大量的泥沙顺流而下，随时有阻塞河床、冲破河堤、淹没人畜、损坏耕作物的可能，局部治理无济于事。随着人口的增加.农业技术的进步，即使在春秋时代.各国就纷纷在黄河附近筑堤，保全自己，把水灾加诸邻国。公元前651年齐桓公会诸候于葵丘.其中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就是盟誓“无曲防”、“毋曲堤”。战国公元前332年，赵图决黄河浸淹齐魏，形势日趋严重。(孟子》一书中，提到治水达十一次之多。他对白圭说:“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之过矣。”因此.黄先生指出:“足见光是治水一事，中国之中央集权.已无法避免。”②

其次，季候风与农业的关系，也促使中国在公元前就趋向统一。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农业是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农业生产之命脉又是水利。中国农产区的雨量，百分之八十出现于夏季三个月之中。雨的形成完全依赖于由菲律宾循西北方向吹来的季候风和由新疆方向自西至东的旋风的相遇。

要是它们经常在一处碰头.其地必有水灾，反之则旱灾。(史记·货殖列传》说:“六岁稚，六岁旱，十二岁大饥”。这充分揭示了中国初期农业的艰难。据历史记载，民国前2270年间，有旱灾1392次，水灾1621次，此外还有其它虫灾。如果有灾荒发生，邻国之间不加接济，就形成所谓“阻朵”，若遇一点争执，即演为战争。(左传)所记战争，起因十有八九为“阻伞’‘。因此，娠灾之需要，也越出一个局部性的地域，而形成统一之态势。因为诚如黄先生所言:“大国控制资源愈多，对娠灾恤邻更有效，参附的更多，是以有自然的因素支持兼并。”①参照毛泽东生前多次指示要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兴修水利和农业八字方针的精神以及时下中央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搞好农业之重要性和每年都要爆发的大大小小的水灾、旱灾，提出的“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口号.从中我们就不难体会出治水、娠灾对古代中国及今天的中国的重要性。

秦始皇灭六国间，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235年“天下大旱”，邓0年和228年均为“大饥”。所以秦始皇把其统一中国的功劳称为:其一“决通川防”，逐改黄河名为“德水”，称秦为“水德之治”。其二“堕坏城郭”、“夷去险阻”。就是全国内部不设防，实行粮食全部流通。因此.黄先生认为:“中国在公元之前统一，而且自赢政之后，以统一为正轨，实有天候和地理力量支撑着”。②兵马俑的考古成果也能证实这一点。人们常惊异于为何几千个穿着相同制服、恺甲的兵俑，在表情上、相貌上却各异，在同一性中保存着差异性。利用模型套制岂不省事.而且波斯大流士、罗马康斯坦丁就是这样做的。但这完全可以说明，中国初期早熟的政治统一形成“书同文、车同轨”的局面，是一种有历史地理性的组织和一种带群众性质的运动。

二、中国历史特征的表现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封建制度这一问题，有颇多的看法，但无疑中国建立在治水和账灾基础上的社会制度与西方的那种封建制度有很大的差别。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以及日本迄至近世纪的“幕藩制”，王室不能直接统制全民，财政收人按“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的原则间接交纳、层层节制，不能买卖土地。但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则直接把国家建立在小自耕农的基础上，皇帝直接统御臣民;以小自耕农作为纳税人.国君向全民抽税;设置“郡县”，颁布刑法，对全民实施全面的管制;土地可以买卖。黄先生把这种社会制度称之为“官僚主义”。但这里的官僚主义不是官僚作风意义上的官僚主义，而是指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科层制度，即国家的管理依靠一个组织庞大的官僚集团(文官系统)。③当然这种官僚主义也是相当粗糙.而非资本主义高度发展了的官僚主义。那么这种原始的官僚主义有些什么表现呢?

首先是原始的计划经济。统一的中国地大物博.就治水和娠灾而言.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同时也带来了问题的另一面，就是地区间的发展不平衡如何处理?由于国家直接统治着小自耕农，也就可以直接干预小自耕农的生产。具体做法是以农业生产部门为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部门。只有种田为“本业”.其他都为“末业”，商业视为歪门邪道。金融方面，货币的流通以供粮食流通为第一使命。在税收上，国家财政迁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的贫富差别。总之，中央政府之方针.是立足于“平准”，做到“民毋伤而农益劝”。而方法则是就简不就繁。但是，这种解决间题的思路，不是去解决问题，而是去取消问题。而问题是不能取消的，它仍然存在着。由此却揭示了“中国的中央政权，在技术尚未展开之际，就要组织千万军民，所以只好先造成理想的数学公式.向下笼罩着过去，很多地方依赖理解力，不待详细的实地经验”。总而言之，中国社会的发展“不由自身作主摸索而成，而是由政治家以鸟瞰的态度裁夺，形成了一种原始的计划经济。”④

其次贵族集团的阴失。与西方中世纪不同，由于中央政府直接向人民征兵、抽税、受理诉讼及刑事案件，王室的命运和小自耕农的生存密切相联，因此王室中央政府竭力扼制贵族集团的产生。如果出现了贵族集团的兼并，形成了富家巨室，就会摧毁中央集权这种金字塔式的政治组织结构，直接危害王室的利益。

从两汉豪门贵族的兴衰到唐的藩镇之祸等等历史事件中，均可以看到中央政府对铲出贵族集团的努力。这种努力的结果.造成了国家机构中中间组织力量的胭失。而这种阅失的结果，又造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系统，即通过考试制度，从平民中鳞选政治官员。这样的人事制度固然使官僚的成分更加平民化，但由于选拔的标准是由皇帝钦定非平民商讨确定。官员只对上负责，不代表平民的利益。这也顺便解释了中国官场上为何盛行溜须拍马、狐假虎威的作风。因此，中国的文官制度，不仅没有给中央政府提供强有力的中层组织力量，反而使中层组织更加空洞;而且因为上下之间没有权利与义务的互相牵制，皇帝直接统御全民的趋势也愈加明显。然而从另一角度来看一旦被努力铲除的贵族集团形成气候.也就是中央政权遇到麻烦，走向衰落和崩溃的时候。

黄先生下面的一段话尤为精当地揭示中国历史特征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表现。他说“(我)发觉这种体系(指中央集权制).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讯条件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转买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有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又竭力防止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小民收入菲薄.也不能供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和对人谦让。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讲究效率。”①从这些分析中，不难看出我们当下反对一刀切的政策、反对人治社会，提倡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法制社会的必要性，反过来也说明了政策上的一刀切和人治社会实有历史的深厚根源。

三、中国历史的特征和现代化

从现代化的角度入手，检讨中国的历史.使我们能从技术的方面清楚的看出中国历史的弱点，这就是原始计划经济所带来的金融业和商业的萎缩。而现代化，无论人们有多少分岐、有多少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却是为理论家们所共识的.即现代化过程首先是一个商业化的过程，或者说是推行金融经济，在数目字上进行管理。马克思的(资本论》从商品开始，把商品作为整个资本主义经济.甚至是社会的细胞.这不是偶然的0。正是在商品中最能体现商业的精神和数字化的管理;同样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也一开始就探讨数字化管理在资本主义精神，或者一般商业精神中的核心地位，他特别提出了复式记帐法在现代化过程鲜为人知的作用。③

但社会生产总是要向前发展的，即使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阻碍。所以黄先生指出至少在公元十一世纪时中国就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到了需要现代化的压力。宋代的经济无疑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在诸多的方面表现出了超出小农经济的态势。例如其收人以银绢和婚钱作基础，也就是其经济依赖于民间经济比较先进而灵活的部门.而把人力及食粮当作次要的.其税率也已有较大的提高。政府大规模的开矿铸钱，商业开始活跃。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就是试图使政府能适应这一经济上发生的变化。但王安石变法最后失败了，这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正是中国历史早熟的政治统一的特征及其带来的后果。由郡县制开先河的中国官僚政治是一个建立在简单社会基础上的管理体制。在中国历史之初，当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治水和赚灾还需要用纯悴的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来弥补时，这个体制无疑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当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能解决这个问题，而经济发展的多元化本质又必须冲破这个简单的体制时.这种管理体制就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了.而成了现代化发展的障碍。这种不适应性表现为:

政府决策的单一性和地域之间多样性的矛盾。

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统治的地方过大，地区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具体情况千差万别;但中央集权的政府为了保存其统一性令权威性，必然要求政策的单一性，表面上要做到一视同仁，做到公平。于是导致“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官僚间的逻辑被重视，其程度超过实际行政效能.又仪礼也可以代替行政，种种流弊，到二十世纪不止。”④

传统的官僚政治表面上管理广泛，实际上掌握情况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施加压力，并非遵循经济原则，所以只能铺摆场面，对数目字无法精密的核算。因此，黄先生说:“(中国)最大的毛病.则是西欧和日本都已以商业组织的精神一切按实情主持国政的时候.中国仍然是亿万军民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⑤

现代化的发展，以西方的经验而论，需具备若干条件。然而其中最重要的是要承认私人财产权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内才有能够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私人财产权的享用和转让，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然而这和中国传统的理想，即皇帝直接向大批小自耕农征兵抽税，不受豪强干预的情形相悖。中国传统社会不容许大家巨室力量的出现，造成了贵族集团的胭失.私人财产也无从合法的积累起来。这是造成中国现代化迟迟不能实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与此相适应.国家的财政政策就迁就于简单的农村经济，与均田并行.原则上避免纳税人贫富的差别，以极低的税率全面征收。也就是提倡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这和现代化提倡对经济利益的合理追逐大相径庭。无疑这一思想至令仍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一大障碍。

重农轻商的精神，使政府缺乏民间商业的组织在旁督贵襄助，担负其一部分行政费用，而责成社会照法律条文不折不扣的施行。于是，对一切事情的处理多以个人的意志裁定，依赖于裁定者的道德品质，这便是社会的人治，而非法治。而现代化是必须以法治社会为其基础的。

总而言之.中国社会迟迟不能现代化，实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有着干丝万缕的联系，中国历史的发展缺乏孵化出现代化的内在动因。中国社会如要现代化甚至只有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有借助外力打破旧有的体制，才有可能实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历史的发展就和现代化无缘，对此不能采取宿命的态度;更不意味着因为外力的介入带来了痛苦和屈辱.就采取逆反心理，无条件的宣扬中国历史的优越性。世界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了现代化不可逆转的趋势，尽管不能否认现代化本身还存在着诸多的缺陷。所以黄先生说:“然则在这关头我们要摆脱宿命论之看法的话，则更要认识地缘政治之重要。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其政治体系既要管束亿万农民.又要对付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改变而成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

正因为这些原因，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及其革命，费时必多，破坏必烈。但中国既已在二十世纪几乎全世纪尽瘁于革命，土地改革规模之大，行动之彻底，给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合理的出发点。因此，在二十一世纪.中国应该能够实现现代化，重振古代中国的辉煌，并在新世纪中成为一种稳定全世界的重要因素。黄仁宇先生如是说，我们也相信这个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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