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模式”,经济增长VS经济发展

一定程度上,20世纪80年代以降,中国经济增长与其经济社会的产业化是世界史上里程碑式事件,其造成的影响无论是在国内维度还是在国际维度都值得大书特书,这一影响尤其彰显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由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夫妇书就的畅销书“中国大趋势”对中国新型经济模式的宣传,该书号称首次向世界宣告了正在改变世界的“中国模式”,并把中国提升到了足以成为未来世界新中心的世界经济领导地位,字里行间充斥着对“中国模式”的誉美之词。[1](pp·12-39)一时间,有关“中国模式”(经济发展)的讨论可谓“沸沸扬扬”。

一方面,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名义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又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瓶颈阶段,可谓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国内,在国家层面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果同时却衍生出一个悖论,即“相对价值剥夺感”(relativedeprivation)(默顿,1968)反倒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诸多国人的认知,如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大民生问题,被民众形象地比喻为“新三座大山”。简言之,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审视,如果以“十二五”划界,一定意义上,之前的中国经济建设成果更多体现为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发展,即便是,也只是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为人类谋福利的一种手段,而经济发展是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平等教育和社会包容性、保证平等的机会、减少人民的不安全感、解决腐败和破坏环境等问题,确保高质量基本社会服务的全面惠及是达成发展目标最有效方式之一。”[2](p.19)库兹涅茨在论述不同于传统的现代经济增长时,论及了个中包含的结构性变化,如关于工业化、城市化、一国内各个集团相对经济位置的变化以及产品在资本形成、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间分配的变化等。[3](p.7)易言之,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环节,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随着“十二五”的即将实施,一个社会经济秩序新变迁时代也即将来临,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建设刻不容缓的任务,中央已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任务,强调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三个方面加以转变,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关注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事实上,在现有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确实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增长取得非凡成就的同时,必须注意到经济发展在产业经济结构升级方面所面临的诸多约束(例如能源资源的约束、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约束、管理通胀预期的压力加大等),社会建设的改善与加强亟待实施。

一、经济学理解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学理解的经济发展

与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窄”式理解不同,社会学对经济发展是“宽”式理解。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概念的基本态度为A.C.庇古和C.克拉克等人所持的观念,即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视为经济性福利增加的指标,是经济的“进步”,是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的侧面,乃至是经济活动的最高指标,这种“进步”观是基于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的假设之上的,然而,事实上,完全竞争的市场只不过是经典经济学的一个理想假设,经济学推崇的帕累托效率不能保证市场竞争导致的分配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平概念相一致。[4](p.6)这种经济发展“进步”观其实是发展经济学中对经济增长的界定。因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指的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个国家的实际产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而经济发展指的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个国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过程,是“质的改善”,二者是有重大区别的[5](p.342)。虽说发展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理解较为宽泛,认为经济发展既可以指量上的经济增长,也可以指对“结构上的侧面”(结构的调整)的分析,不过,“经济增长绝不是经济发展的最高或唯一的目标,经济发展应当被视为涉及经济与社会制度重新组合和定向的多维过程,即经济发展是指除却经济增长的意义之外,还包括体制、社会与管理结构的变化,例如公民意识的兴起成长等。”[6](pp·55-58)相较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增长”观理解,在社会学中,对经济发展的理解是一个整体,连带社会发展的整体,健全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发展,对经济增长加入非经济因素的思考是衡量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参考,缺失既定制度重大变革则谈不上真正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除了经济增长与结构的调整以外,还应涵盖包括制度、产业、管理等在内的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和重构,关注社会公平乃至人自身认知态度的变化(如关于“环境正义”的思考),即经济发展为经济增长加变革。经济发展是一个非线性、多维度和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发展各个方面之间互动关系的系统性转变,受制于一国特定的制度、社会文化和政治历史,因此,要求在政策和制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可预见的转变。[7](pp·57-65)换句话说,社会学视野下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分析与经济发展同时出现的社会变动的各个侧面及其过程。而作为经济发展前提条件的社会变动主要是指以契约的制度化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结构的变化[8](p.271)。概言之,在经济社会学中,经济学理解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学理解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总体性侧面的分野,其中之一即为经济学分析的侧面是效率,而社会学分析的侧面是社会分化。

从社会学结构功能视角观察,社会分化指的是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与社会结构构成要素在既有功能上进行重新组合的过程,即同质性向异质性的转化(homogeneitytoheterogeneity),且分割重组的各种社会关系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当这些功能需要得不到充分有效的满足时,就会对社会结构产生一种压力,迫使社会创造出一种更为有效、更为分化的结构安排”(帕森斯,1964)。同时,社会学的功能主义也认为一定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化)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行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新功能主义学者卢曼指出,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总是存在不同成员之间的分化如果某一系统被划分成多个地位高低不等的子系统,便可谓发生了层级分化。[9](pp·21-23)社会分化通常可涵盖角色性分化(职能分化)与地位性分化(功能分化)两大类别。本文指的是后者,即因为经济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动而导致社会成员在社会位置上的落差(等级位置或序列),此观点符合艾森斯塔德关于“社会分化既是功能性的又是利益性的”论断。[10](p.11)在中国现实情境中,虽说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从一个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平均化的社会,变成了社会资源分配多样化及其贫富分化的社会;从一个构成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演变为日趋复杂的、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结构,[11](p.26)但是,也要看到超出社会特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承受力的社会分化,往往依旧是导致社会不公平与形成各种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社会更是如此。在中国当前社会经济转型中,鉴于诸如“身份决定财富”的先赋性分化现象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扭转,甚至有所扩大的这一趋势背景,按照韦伯关于社会结构和分层研究的启示,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化(地位性分化)正在呈现为(经济地位)财富分化、(政治地位)权力分化、(社会地位)声望分化三大类型,且(经济政治社会)强势精英群体呈现出结盟传承的迹象,而社会流动则呈现滞缓迹象。①多层分化的结构化趋势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分化的主流态势。[12](pp·81-87)于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漩卷下,出现了另一个悖论,即经济社会的参与体进一步多元化,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化,一个多元经济秩序正在形成之中,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却在进一步拉大,尤其是在财富的配置方面。社会距离“橄榄型”建构尚有待时日。因此,对经济社会秩序变迁中经济发展测量指标的选取宜由现有的GDP至上时代转向“后GDP”时代,转向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和“共享”的“包容性增长”时代,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即应更多关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富分配公允性),关注诸如人文发展指数(HDI)、国民幸福指数(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等非货币性指标,关注社会与个人权利增进与政府能力臻善,以实现经济社会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唯此,这样的经济发展才具有积极意义。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社会学思考

1·公民权利的臻善,从“福利”问题的社会学方针

谈起经历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有饭吃、有房住”如今已经不能再作为公民权利已充分实现的证据而津津乐道,况且“有房住”在目前尚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断,即便如此,“有饭吃、有房住”也基本只是一种生物性需求的满足,而不是社会性需求的满足,社会性需求是基于“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诉求之上的,这种诉求的实现才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在。而要实现此种诉求,公民权利的臻善是必不可少的。众所皆知,公民权利是为公民所拥有、为政府所保障的合法权利。在福利国家的福利模式中,公民权利是核心,慈善福利为补充,其重点是探讨财富的分配,并在探讨过程中对于市场的原则和方式提出补充或者修正。[13](pp·6-12)因此,福利与公民权利是不分的。社会科学中对福利问题研究着墨最多的莫过于为经济学了,帕累托、庇古、米赛斯、兰格、阿罗,以及布坎南等都是这个领域的大家,再如,弗里德曼即曾指出“福利”应当涵盖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住房津贴(housingsubsidies)、医疗保健(medicalcare)以及公共援助(publicassistance)等内容在内。不过,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对待“福利”问题的方针上存在两大差别:[8](pp·341-346)其一体现在福利的个人满足层次,经济学认为,福利中的个人偏好是给定的与外在的;而社会学则认为,社会成员的偏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与社会结构及其过程化相联系;其二体现在福利的社会最佳性层次,经济学对此采取的是价值判断式评价,用“消费者主权”(consumer’ssovereignty)作为社会福利函数(socialwelfarefunction)和用帕累托最佳性(Paretooptimality)作为经济性福利函数(economicwelfarefunction)对福利的社会最佳性加以衡量;而社会学在福利的第二层次,即社会最佳性维度,则认为经济学的方针欠缺其所提出的价值分析的实证性,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分析则把价值因素看作社会结构的最本质的属性,是经验性意义上的“社会的相互行为”(socialinteraction)的稳定体系的构建,进而社会学对待福利问题的方针是把社会的主导性价值同该社会的结构联系起来进行说明。于是,社会学对福利问题的处置可以细化为福利价值变迁与社会阶层生活水准变化两个维度。如果将这种变迁维度引入到国内福利问题的处置上,可以见到,在现有社会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发展而言,一个相对完善福利机制的建立与运转是沟通上述经济学视野的“效率论”与社会学视野的“分化论”的桥梁,是促进现时发展中效率与公平整合的黏合剂,易言之,社会学的福利观追求以社会公平为基本准则,而有效充足的住房津贴、医疗保健、社会救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等的供给则原本是其题中之本意,且在对福利的需求、绩效与公益三个维度的测量中[14](p.99),社会学的理解更多的是看重其中的公益性与公平性。于是,若以此社会学视野的福利观去考察国内福利事业的演进,可以见到,一方面,在福利的实施路径方面应鼓励多样化与试错,政府主导、民间主导以及政府与民间合作等多种机制都值得探索尝试,同时,宜逐步建立起包含规范性督查(行政司法力量为主体)与社会性督察(媒体与民间团体力量为主体)相结合的对福利实施进行有效监控的互动机制;另一方面,在新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福利机制的建制当逐步实现两个过渡:一种过渡是从既有负福利、低福利时代逐步过渡到正福利、增福利时代,另一种过渡为从主要是服务于“体制内成员”时代过渡到广泛服务于“社会成员”的时代。换言之,在新旧福利机制建制过渡中,福利问题的指导思想可以参考诸如著名福利理论家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Wilensky)所提出的“剩余论”与“制度论”,①探索如何更有效地实现二者的结合,在效率之外如何更好关注个中的社会关怀与社会公平,例如,“剩余论”转向“制度论”的扩展幅度。同时,鉴于中国威权政制的历史与现实,政府的作用依然必不可少,而既有的具有经济至上单一性的“法团主义”政府建制已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经济转型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新的转变应当趋向于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职能的社会建设型政府建制。

2·政府责任的臻善———以人为本,深入推进社会建设

正如前文述及,现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着不少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如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2009、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既有经济增长属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长,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物价、看病、收入差距和失业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同时,(2004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占到GDP的3.05%,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其他诸如“维稳”压力与内需不足等,不一而足。以“维稳”为例,发生在2010年从南到北绵延性的系列罢工事件及其他迭起不休的群体性事件则足以令人深思:中国是否在走向拉美式“增长性贫困”。再以内需不足为例,虽说有效需求的不足纵然有国内经济自身运行和周期变化的特性以及受国际经济整体不景气影响的原因,但是,不能不看到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体制上的种种原因,这是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因为制度的缺失或限制而出现或显现出来的。显然,再继续依赖纯经济学视角重效率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难以长久为继,未来,经济结构重心必然转向内需的扩大。但是,内需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因消费不足而引起的,而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完备等问题是导致中国内需问题的相当重要的原因,在既有社会福利机制缺陷较明显(如过于偏向于“体制内”社会成员)的情形下,内需社会的建立在于通过社会服务改革,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用社会保障来鼓励居民消费,而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此类社会建设的臻善。

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与制度化,使其可以作为公共品向全体公民提供,而不是既有的过于向“体制内”成员或强势群体成员倾斜。不过,纵览国内社会建设事业现状可以发现,社会建设在总体上依然滞后于经济发展,虽然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有所增强,但社会建设远不到位,经验缺乏,人才也不足[15](p.8)。而问题解决的关键则是,一方面要尽快形成第二次转型的基本思路,跳出经济看经济,注重政策与体制的协调配套,注重通过政府转型促进存量改革,注重利用外部环境[16](p.67)。

中国政府能做的是,努力建设一个内需社会和建立一个有助于减少社会分化的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权利如果不能实现,就没有社会的凝聚力,稳定就没有基础。[17](p.39)另一方面,要适度培育公民社会,发挥传媒纠错机能,引入新的力量以建立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并赋予民众足够的、实质性的权力,让政府变成一个“可控”的对象,通过较强的社会力量校正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谋私倾向,使政府能够公平地对待社会各群体,公正地调节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控制强势群体的侵害行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概言之,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在国际经济形势尚存在较多不明确讯息时期,我国政府应履行的职责为深入推进社会建设改革。这种改革既要完善社会服务、保障公民权利及促进社会公正,又要提高国民收入,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在财政支出的比例,逐步扭转现有的“国富民穷”局面,是谓之以“攘外必先安内”策略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变迁,笔者这种认识是基于对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建立与扩展有助于现时经济社会秩序平稳转型的理解。

3·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交易秩序,通向可提供有效服务的契约国家[18](pp·16-417)

中国经济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从计划和传统的交易秩序迈向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的转型过程。这种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的基础是基于对相互权利尊重的普遍主义信任,为此,保护社会成员的权利法律与规制必须首先建立起来。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不仅是一种可以最有效地利用社会成员的知识并赋予每个社会成员在所有方向上创造的自由的机制,而且是一种能不断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19](p.39)。该交易秩序包括市场交易秩序、企业内部交易秩序和国家内部交易秩序三种具体类型,且国家内部交易秩序是市场交易秩序和企业内部交易秩序不可或缺的基础。合理国家内部交易秩序的建立需要走向一个可以提供有效服务的契约国家的转化,即国家应当提供个人权利界定与保护、公正目标维持及增进集体理性和效率这三类基本的社会服务。其中,第一类社会服务是第二三类基本社会服务的前提条件,且公正目标维持包含于“秩序目标”结构的产生和作用中,在目标次序问题上,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秉持公正目标优先论。

公正目标优先战略既是集合的或社会的选择也是个人的选择。中国的社会经济正处于新一轮的转型新时期,在这个新时期,社会保护与社会公平则更应引起注重,而构建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有助于国家转化的基本方向,以及转变在政府政策中所忽视的合理的权利法律、公正目标等要素的建构与实施的倾向,因为这些要素所构成的“无形结构”正是决定“有形结构”(要素市场结构、产业结构等)变动的社会基础。如要实现上述市场导向交易秩序构建下的三大基本社会服务,则需要从国家作为与国家变迁的关系中去探寻,其基本趋向当是通往一个可以提供有效服务的契约国家的转化,这是因为契约国家是建立在以平权为前提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在国家作为方面更具有比较优势,即其民主政治与法治秩序可以保证国家提供有效的社会服务。

四、结语

经济社会秩序的变迁中的核心问题是其过程中的制度设计与博弈。虽然“中国模式”下市场经济路径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并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是其既有制度安排中的缺陷或障碍还是比较明显的。制度和市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合理的制度安排可以为市场提供长久的良性支持,相反,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制度支持,既有的市场功效必将遭遇挫败。于是,构建新的市场制度安排即提上日程。鉴于主流经济学对此讨论大体依旧存在于对资源配置的单一性谈论,本文主要是以经济社会学结构功能论与“交易秩序”理论作为分析工具去论析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筑建社会学取向下以公民权利和政府责任臻善为愿景的社会建设可以更好地理解与解决现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当然,事实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还涉及产业升级、环境正义等议题,这些仍需作者深入地思考与探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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